这就提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种族文化单一、相对封闭的国家，特别是人口少的小国，比较容易塑造政治共识，大家比较信任政府、普遍接受高福利高税收的政策。种族文化多元的开放社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塑造政治共识困难，公民间建立互信互助关系不太容易，进而大家各守自己的钱包，不希望被政府拿走。
人口众多的日本，维持高福利的一大原因，还在于是“单一民族”社会，大家互信互助比较容易。
可惜，在西方社会，大家对种族问题过于敏感，对这个问题难以坦诚地讨论，实际上也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就欧洲而言，要避免“芬兰问题”，就要塑造“欧洲人”的认同。目前许多欧洲人已经把自己首先作为“欧洲人”，其次才是“法国人”、“德国人”。这样的进程持续下去，会有助于缔造政治共识。美国的问题，则在于增进种族互信，真正进入“后种族时代”。不过，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内部的多元文化整合还远未完成之际，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多元化，提高了文化整合的难度。
由此想到了中国。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加大社会投资，建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福利制度的挑战。这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追求这样的政策目标，中国有着巨大的文化优势。中国的人口90%以上是汉族，许多少数民族也高度汉化。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文化上相当均质的人口。在这种同文同种中建立互信互助的关系相对容易。
所以，怎样把社会保障问题从单纯的政府决策领域过渡到公共决策领域，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也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稳定的关键。
标普给美国降级
8月5日傍晚，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坍塌。其中道琼斯指数星期一狂跌634点，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跌的幅度更大。无巧不成书，在同一周末，美军在阿富汗的直升机被击落，死亡38人。刚过完50岁生日的奥巴马，度过了就任总统以来最为暗淡的几天。美国衰落，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标普给美国降级，是1941年以来第一次。从历史上看，丢掉AAA等级的国家再回到原来的位置，需要9年到18年的时间。这显然不是股市短期的波动，而更像是对一个国家的长线评价，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面临重大危机，乃不争之事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放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来解读，而不是仅仅进行短期的金融分析。
标普在解释给美国降级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标普在7月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拿出削减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计划，就会在90天内遭到降级。在两党刚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赤字削减的规模不过2.4万亿美元。这让人质疑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二是标普认为两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的政治过程使美国的信誉受到严重打击。在降级之后，标普受到来自美国政府、两党政治家、媒体、金融界的强烈攻击，被逼着不断出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事实上，标普的降级，不仅没有撼动美国国债的信誉，反而使之在金融市场更加走俏。特别是美国政府事前就指出，标普降级的评定中，居然包含着2.1万亿的计算错误。所以，标普的第一点理由非常脆弱。面对这种局面，标普更加强调第二点理由，即达成债务上限协议的政治程序：两党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摆在首位，拿国家的债务责任当人质彼此进行讹诈。对这一点，则很少有人能够表示异议。换句话说，降级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一种政治评价。这也怪不得，所谓“民主制度缺乏效率”之说一下子又走红起来。中国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此作为美国政治破产之证据。
其实，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中如何表现，正是检验一种政治体制优劣的绝好机会。有些政治体制，很容易被这种危机所颠覆。另有些体制，则会面临危机启动一些平时从来不用、甚至被人们遗忘的机制。美国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些难得一用的机制被启动后是否足以应付危机，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世界上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政治体制。但是，仅仅因为启动了这些机制而断定这种政治体制的破产，则无疑是对这种体制的误解。
在我们一般的俗见中，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美国由国会、最高法院、总统为代表的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的典型。此次债务上限的讨价还价，主要是总统和议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中斗法，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博弈，司法并没有介入。事实上，民主党中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许多政治家都指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授予了总统单方面提高债务上限的权力，未必需要经过国会。不过，关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条款的解读，仍有种种歧义。奥巴马可以据此单方面行动，但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可以对之挑战，以总统僭越宪政权力为名对之弹劾，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使“三权”都参与博弈。不过，奥巴马显然不愿意在经济危机的节骨眼上把国家拖入宪政危机，故而忍气吞声地屈就了共和党人。我们只看到了两权而不是三权之间的制衡。
标普降级，则显示了金融的宪政功能。这一点为大多数论者所忽视。奥巴马和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显示了两党政治的重大局限：政治家对选民负责，但选民则几乎对谁也不想负责。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却又不愿意通过纳税而为这种服务买单。结果，在收支不平衡之时，两党谁也不敢大幅度削减选民的福利，又不敢加税。这是债务危机的核心缘由。对此如果不加控制，民主就变成了对选民行贿的过程。所幸的是，当这样的政治程序失控时，还有金融市场来履行钳制的功能。标普实际上是出来告诉美国人：你们再这样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要这要那，却不想想自己应怎样买单，那么你们的金融信用就会毁掉，很难再借到钱！
金融的宪政功能，并非从标普开始，而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起就成为了宪政的基因。根据我们常规的历史知识，宪政的确立开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经过弑君革命的英国，急需在极端共和主义和专制王权之间找一条折中道路，故而从尼德兰邀请来了威廉三世。把王冠交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承认和服从议会的权威。似乎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宪章》以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