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外人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个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它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当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在众多的打教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发生，谣言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后来发展到有瘟疫发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总之，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或者“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但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最吓人的谣传，是传说日本人在公共自来水里下毒，而且听说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已经当场拿获了一个“置毒药于水筒之日人一名”，因此，华界的每个自来水水筒边，都已经加派“岗警防范”，云云。又有传说，日本人在旅馆的茶壶里下毒，被当场抓获。还传日本人拿瓶毒水，倾入居民区的井中。此后所有的饮水井，都加上了盖子。总之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有关洋人下毒的谣传，口传之外，主要通过揭帖流布，五四时期则有传单性的街头小报。当时上海有份小报《救亡雪耻报》，这个小报上就有关于日本人下毒的“亲眼所见”：
啊！中国人的生命！那里有公道！那里有王法！
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昨天上午当我走入城里侯家浜时，我看见一个小孩从小贩那儿买了一块糕来吃，这孩子觉得不对，便把吃过糕的一块从口里吐出来，立刻嘴唇上起了一个泡。当我在北海路，万年楼茶店时，我看见一人送蜜饯给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说，吃这东西，而将此物投入水中溶解，这时水便沸腾起来。他要抓住这人，但被其逃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决不是谣言。
这样的小报谣传，跟此前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洋人下毒的同类揭帖，非常相似。都强调“亲眼所见”，前面提到的1892年传洋人下毒广东揭帖，结尾处也强调，这些事“盖系海丰秀才在南阳教书目见”。而义和团期间一份玉皇大帝下凡传谕灭洋的揭帖，也强调是“亲眼所见”，而且赌咒发誓，说是如果假造，“五雷将劈了我”。显然，这样的强调，无非是借以“亲见”强调揭帖的真实。
其实不用赌咒发誓，强调亲眼所见，“证据”自己就会冒出来。谣言满天飞，类似的“事证”，突然之间就满街都是了，自动出来证实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日本和朝鲜人的行为，在国人眼里，开始变得可疑起来，怎么看怎么有鬼。但凡见着有拿粉状药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药店买药、手拿药水的日本人，都会被人怀疑为下毒之人，弄不好，会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两个日本人上街买药，带着两瓶药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间后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传，这两人是前来下毒的。最后警察出面保护，总算没有出事。不仅粉状和水状的东西可以是毒药，连铜圆，也可能被人怀疑为带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铜圆掉到水缸里，即便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日本人，也会被视为乔装的日本人下毒。
“打酱油”是现在人特别的调侃性的网络名词，但早在五四时期，在洋人下毒的语境下，外国人打酱油则有了麻烦。有一次，一位高丽人到酱园打酱油，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因为市民将他当成了日本人，非说他是借打酱油之机，在酱园的酱油缸里下毒，高丽人走掉了，但酱园老板吃了亏，最后他不得不把酱缸里所有的酱油都倒掉，众人才罢手。两个日本人，买了两瓶酱油，“因瓶上稍染污秽，在华法交界自来水龙头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烦，众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酱油送到捕房验证确是酱油，才算了事。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上海是民众对日本人下毒过度敏感的地区。但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谣言和相应的恐慌，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也曾担怀疑过一个日本记者下毒，将之扭送警局。
中国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识别，疑心一起，见到有人拿药瓶，尤其是带西洋字码的药瓶，民众就会生疑。一次一个西药房派人送药到某工厂，结果路人以为是送日本人支使前来下毒，逮着就一顿好打，结果受伤送了医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因带着两个药瓶在街上走，也被民众怀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将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谣传，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群体性恐慌。这种时候，如果恰好有人因天气炎热而群体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会把账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为有了“切实的”证据，而愈演愈烈。
跟群体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尽管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强调文明抗议，摒弃暴力，但在“下毒”威胁下的民众，处在恐慌之中，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很难控制，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恰是下毒谣传最为流行的地方。日本人在街上行走，不断出现遭遇袭击或者群众围观的事件，一个日本人骑脚踏车在虹口西华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发现，“大呼‘东洋人’来了”，吓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罢市第四天，有两个日本人迷路，也差点被居民群殴，急往岗亭求助警察，方才得免。然而，去乡下的日本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名叫片冈恒雄的日本人，乘一辆黄包车在沪西郊外，被乡人发现，误以为他是来下毒的，结果遭数百人群殴，以致重伤。如果有中国人这种时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肯定免不了的。
可是，误会也是难免的。被乡下人误为日本人来下毒的中国人挨揍的事，时有所闻，连上海驻军的现役军官，一个营副，也在城郊龙华附近被误为下毒之人而遭痛殴，惊动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最严重的一个事件，是官拜淞沪护军使咨议官、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时，被乡民误会成前来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赶上这位少将又言语不通，估计态度又不好，结果误会更深，一顿暴打之后，竟然殒命。
需要一提的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中，整体上在运动中比较克制的日本侨民，也有人意欲斥诸暴力，对付中国人。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在1919年5月27日，发现两个日本学生佩戴手枪，说是要“打中国人”。这种来自日本人的反弹，无疑加剧了空气的紧张与恐慌。
一场新式民族主义的运动，一场组织和参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运动，在一个类似巫术的下毒魔咒上，却出现了旧式种族排外运动的影子，从谣言的制造、流行、对运动动员的作用，都跟五四运动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品相。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具有煽动民众情绪、加热运动气氛的动员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纵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甚至还说，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周先生看来，五四的反日过激情绪，仅仅是支流而已。显然，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过于理想化了，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弥散之后的底层反应，事实上很难说运动的参加者所敌视的日本人，仅限于“军国主义分子”。尽管五四时的情景，跟义和团不一样，知识界对于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认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来，日本也一直是作为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场文明的抗争，却依然将自己想当然的最不文明的巫术伎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事实上，五四运动尽管表现了对西方的亲和，甚至在遭遇租界当局武力镇压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这种亲和，但并不意味着运动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只是运动的参加者将排外的对象，限制在了日本一国，日本一国之民而已。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起来，这种限制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议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若要广泛动员，就需要敌意，有了敌意，恐慌也就难免。在运动热潮中，尽管主导运动方向的学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却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辟谣，往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在日本人坏这个大前提下，运动的参加者，即便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古老的巫术谣言，也没有多大的抵御能力。有知识的学生，在某个具体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许有判断能力，但往往无法否认整体上日本人坏、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国人的这个大命题，因此，洋人下毒的这个古老的魔咒，就这样在一场说起来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议运动中，流行开来。
从义和团到五四，中国人在列强压迫下的危机忧虑始终存在，虽然，五四运动发动和主导者对于缓解危机的方式，跟义和团的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但运动一旦波及了下层社会，这种不同，也就看不出来分别了。反过来，下层社会特有的动员方式，特别是这种方式奇强的动员效果，也感染着运动的上层，使得那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生和报界人士，对这种荒诞不经的谣传，采取默认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不惜推波助澜。在“动”起来的群众面前，即便有头脑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难会站出来给群众“泼冷水”，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就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
租界里的镇压事件
我曾经讲过，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发生学生游行示威，以及开展三罢运动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出现军警镇压的场面。即使学生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日货，拘禁卖货人，押人游街，警察的干预也是温和的。没有军警开枪的记录，少数几例被军警刺刀伤到的事件，到底是学生自己找上去碰的，还是军警主动的还不清楚。在五四期间，总体上是军警怕学生，不是相反。就连皖系军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没有发生镇压行为。一向名声不好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湖南督军张敬尧，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同时，尽管运动是反日的，但由于学生的有意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跟日本人的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在华众多的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现出了克制。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评的。从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的批判，是应该受到西方人欢迎的。因为，毕竟在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西方不乐见到的。因此，无论西方的舆论，还是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对五四运动，大多抱有善意。反过来，参加五四运动学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视为盟友的。从运动伊始，就在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