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利共赢贸易战略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促进相互合作，为互利共赢提供了可能。贸易全球化下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机构和贸易格局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际服务贸易地位提升，服务业跨国投资迅速增长。金融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金融交易产品开始多样化，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成为衍生交易的中心，全球衍生市场的合并重组频繁。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份额逐步提高，国际直接投资向服务业集中。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凸显。经济全球化与保护主义并存，南北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突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互利共赢”成为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新准则。
（二）互利共赢贸易战略的现实要求
从国际层面来看，庞大的贸易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难以为继。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和对能源的消耗对他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市场份额快速提高打破了他国的全球贸易关系“均衡”。入世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这也使得国外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迅速增加，针对中国的新的保护措施层出不穷。
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对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作用逐步减弱，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基础也在逐步弱化，而预想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很有限。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都将继续导致出口成本的持续上升。而能源、矿产资源等的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成本，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贸易的效益和利益不高，技术溢出效益不明显。尤其是对于占据对外贸易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其经济效益较少，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效应也较弱。而且，中国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出口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充分地发挥。
（三）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利共赢贸易战略
从中国未来一个长时期贸易动态的变动过程看，一方面，中国产业会升级，低端产业向南亚和非洲等国转移，其中要防止南亚经济对中国产业和市场的竞争，从现在开始要谋划形成一定的贸易保护体系和对策；另一方面，中国技术和质量不断升级的产品，要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需要反对发达国家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体系和措施。
从长远的格局看，中国需要从制造和贸易大国走向制造和贸易强国，战略和对策：一是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二是随着自主创新和产品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形成自己的完善的产品及出口服务标准体系，并应用于进出口之中；三是形成完善的商标等知识产权制度，培育和保护民族品牌，增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四是在国内形成应对国外诉讼的行业司法等组织体系，对国外进口品也形成中国自己的立法、诉讼、调查等司法形式上的保护体系。
第一，互利共赢贸易战略应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追求多重目标。国家利益是一国贸易发展战略所追求的永恒的核心。所追求的多重目标既包括经济目标也包括非经济目标，其中经济目标包括：贸易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平与自由的贸易；非经济目标则主要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经济关系。出口不再被视为追求的目标，而更多地应被视为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战略目标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出口，而是强调不再不计成本地发展出口贸易，不再通过扭曲政策的方式扩大出口，强调使各种隐形成本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劳工成本甚至“人民币成本”都能够显示出来，以正常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竞争。
第二，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而非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内部，继续在WTO的规范下完善现有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包括出口退税、公共信息服务等；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服务出口零税率、服务补贴等政策；完善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和申诉力度。在WTO的框架下，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通过加快实施区域/双边经济一体化战略为中国产品出口扩大市场空间，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磋商，保障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出口利益。
第三，加快制定并实施进口战略。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的背景下，应善用进口政策，既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保障经济安全，又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定进口战略以推动经济增长，包括引导进口结构，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实现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国际经济风险，其侧重点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来实现；保障重要战略性物资的供应，包括通过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以规避风险、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充实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参与重要进口品的定价权。
第四，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其内涵为：一是以贸易自由化为主导，其最终趋向是一种总体上倾向于自由贸易的政策，而且，其实施过程也将根据不同的需要和考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在部门上有所侧重。就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进程而言，在货物贸易领域就是逐步规范并减少贸易壁垒，规范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合理设置并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就是逐步扩大市场准入水平，并给予国民待遇。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就是规范并逐步取消对贸易有明显、直接的扭曲和限制作用的投资措施，包括投资鼓励措施和投资限制措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领域就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控制滥用知识产权的措施，并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二是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实施管理措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存在风险，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适度管理。进口风险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扶持重点产业和幼稚产业、国际收支平衡、不公平贸易、公平贸易下的产业损害和市场扰乱。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就业和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健康与福利权。出口风险则涉及：重要战略物资、特殊商品、国内供应短缺物品以及进口国市场容量有限、出口经营秩序混乱等情况。无独有偶，这些方面也构成了WTO例外条款和免责条款的主要内容。三是贸易自由化与“管理”的关系。贸易自由化与“管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管理是贸易自由化的需要和体现，贸易自由化要以管理作为保障。管理的目的在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平衡发展，规避和化解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但管理不等于保护，管理并不阻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管理不带有歧视性，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第五，挖掘大国的国内市场优势。由于历史积淀的各种原因，中国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并不发达，国内市场被地方保护主义分割成区域性市场。对于如何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建立真正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各界专家学者提出了种种思路和对策，颇有政策参考价值，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使地方政府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尽；引导地方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建立更加科学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绩考评体系；建立综合性行政大区管治机构等等。减少行政壁垒，促进资本、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尤其是推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有益于统一市场的建设，有助于“大国优势”的实现。
第六，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战略开拓国外市场及实现多重政治经济目标。双边及区域经济安排有其内在的深刻动因，面对多哈回合谈判长时间无实质性进展、全球多个经济体开始探索区域性贸易安排的形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已在不同程度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美国国务院认为，“FTA（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出口商打开国外市场的最佳途径之一”。特别在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大力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更需重新审视和提升自身的FTA战略。一是要明确制定未来十年参与区域与双边合作的具体规划和路线图；二是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拓展合作领域，从进口资源保障、出口市场以及全球生产链的角度构筑综合全面的FTA网络；三是认真评估当前各种亚太合作机制与方案，制定明确而灵活的应对策略，防范潜在冲击。
（执笔：盖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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