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似平原奔马，任意驰骋。他从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想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声明，又想到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的声明，考虑《谈话》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那几份《声明》、《谈话》细看，深思其中的内涵和问题。
这几份《谈话》和《声明》都是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各有各的特点。就胡乔木的《谈话》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得深，批得透。《谈话》一开始就说，艾奇逊在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
《谈话》引用艾奇逊的一些话后指出：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背的’”。
第二，用事实驳斥谎言，一针见血。对于艾奇逊造谣说“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谎言，《谈话》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谈话》指出：“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1948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1949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年1月12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谈话》接着入木三分地挖苦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办法了。”在现实方面，《谈话》只举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辛辣而幽默地指出：“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无官样文章的空话、套话、“外交辞令”，又无脱离实际的阿谀奉承，无端吹捧。《谈话》没有专门谈中苏关系，没有称颂“无私的友人苏联”，没有批驳艾奇逊下述论断：“俄国人在中国北部以及其他那些地区的利益，远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发生的东西。它的存在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中，引用并且驳斥了这段言论，说“艾奇逊的这段言论是这样的荒谬透顶”，“乍一听来，我们还怀疑它的可靠性，以为必定是报纸把国务卿艾奇逊错认为某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了。然而，加以审查之后，原来国务卿艾奇逊竟然的确作了这样虚妄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言论。”
维辛斯基在《声明》中专门批驳了“所谓‘外蒙古’”问题。他说：“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中，对此事只字未提。既未批驳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真实性”，也没有说“所有这些荒谬言论都是由艾奇逊堆砌起来，在竞赛失败了的时候保持面子的，企图用来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从而把他们自己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苏联”。这些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疏忽或遗忘，而是严峻的历史、客观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他不肯完全按照斯大林和苏联的调子说话。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而绝不屈从于某种权势或政策。现在，经过一段深入、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更加明白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之所以抓住胡乔木《谈话》大做文章，其实质仍然是要中共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事，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按照苏联的调子发声明，那将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不行！绝不能这样干！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种主张和建议，并且用严峻的态度、无声的抗争，顶住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批评、规劝、宴会、舞会，表现了对这种做法的强烈不满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魄力。
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不喜欢那种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颜媚骨，不喜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提倡人们做鲁迅那种“硬骨头汉子”，作“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要学那“左右摇摆的小草”。斯大林当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威望很高，才华出众，性格坚强，有点骄傲，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大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泽东则很尊敬。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并不想惹毛泽东，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向毛泽东委婉地谈了些意见，然而，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还是被激怒了，发火了，以至他斯大林急忙亲自请他上车、让座，急忙设宴请客，组织舞会，缓和气氛，毛泽东还是怒气难消，不给面子，不露笑容。
其实，毛泽东的发火、抗争，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对《谈话》的指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责牵涉到中国党和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而且因为这种指责触发了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憎恶和深思。
毛泽东深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剥削、压迫。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多少英雄的中国人民，死在了帝国主义者屠刀之下！多少美丽的山河，被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幸喜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宣布废除了帝俄侵略中国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十分遗憾！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在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同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对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居然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软硬兼施，利用多种手段，强迫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与国民党代表团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在谈判中，斯大林拿出了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所谓“外蒙独立”的宣言。这些文件，经过一段讨价还价、修改、补充，终于公布了。这些条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怎么看待它？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斯大林当时态度很明朗，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约是平等的、公正的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当然，中国党和政府是通情达理的，是尊重事实而顾全大局的。例如关于所谓“外蒙古”问题，的确，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睦相处，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还要加以肯定和赞扬吗？
不，毛泽东绝不干这样的事。于是，他硬着头皮顶着，在《谈话》中没有谈这些事。斯大林见毛泽东如此认真，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只好不了了之，不再重提。
革命的友谊，需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从这件事情上，斯大林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不够了解，而且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够了解。有一次，在闲谈中，斯大林细心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具、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的称谓、含义等等。他仔细地品味着中文中的桌、椅、板凳，日、月、星辰，阴历、阳历，和一些科学、哲学的概念、判断，感到深刻、准确、形象、有趣。他说：汉语、中文，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美语言相同的语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谈到这里，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吧，要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晤谈了几次之后，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魄力、作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和毛泽东交谈，特别喜欢倾听毛泽东用那生动、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双方商谈中苏条约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很紧张。然而，在那紧张的会谈期间，有一次，会谈正在进行，斯大林却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亲切地请毛泽东说说心里话。
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谈起了自己在中国土地革命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他们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不许我工作……”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了同情而又愧疚的神色。毛泽东越讲越生气，突然，他站起身来，指着王稼祥，说：“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斯大林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王稼祥坦然地点头说：“对，是的。”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火，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咎。我自己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斯大林没有笑。他点起他那特制的烟斗，边抽烟边陷入严肃的深思。通过和毛泽东的会面晤谈，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同志的介绍，他真正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把许多事情办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实质，就是“揠苗助长”、“越俎代庖”。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老大国，博大精深，变幻无穷。而自己对中国的事理，中国的社会，以至中国的文化、阶级状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调查，就凭着革命热情出主意，想办法，指导革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失！
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啊！斯大林想到这，又和毛泽东进入了更深的交谈。
第一章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显出斯大林在知错改错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他们两人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仪式开始。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都发表了讲话。
这天签订的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斯大林原打算在这天同时签订中苏贸易协定，但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苏方仍然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严肃地查问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方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反讥地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