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告诉作者，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里，毛泽东曾对他讲过当年学十月革命经验、搞工人运动的情景。据此作者翻阅资料，调查研究，发现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动，有五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马列主义做先导，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毛泽东认为，要发展工人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使运动健康有力。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为工人运动制造舆论，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四百银元的经费，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自修大学的性质和宗旨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在《入学通知》中他写道，我们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
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有十多个专业，重点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俄国革命经验，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等课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指导。
毛泽东是自修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任教务长，后任校长，又是一名积极苦学的学员。他和夏明翰、陈佑魁等同学一起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同学们讨论研究。后来，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报名者达120余人。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要求同学们用马列主义分析湖南实际。有一篇《告中国农民》的国文教材，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明确指出湖南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号召贫苦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都把《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刊，引导学生学习马列，研究社会，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200多进步青年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许多人入党、入团，成了湖南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还领导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它的发刊词写道：“只因痛感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同人）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动向、分化和组合，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分析形势之后，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1922年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决定，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名义发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到会者达千余人。毛泽东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在大会上先“讲演共产主义”，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又讲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使听众受到了很大鼓舞。
第二，深入工厂、矿山，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建党。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多次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改造自己。他不嫌脏，不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
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劲气来了，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说行，现在，先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安源的李立三，帮助工人学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后来，毛泽东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到安源去办工人补习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他对李立三等人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由于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人的宣传组织，1922年1月，安源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六人，但却团结工友，很能战斗，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多方联络，团结了一大批工人骨干。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又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针对有些工人党员有急躁情绪、不注意斗争策略和要把党的旗子打出去“大干”的倾向，毛泽东告诫说：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斗争才开始，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否则，基础不稳，房子会塌，闹不好还会砸伤人；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地暴露党组织。毛泽东的帮助和教导，使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健康发展，到大罢工前，党员已发展到三十多名，党组织成了工人俱乐部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三，“旧瓶装新酒”，改造劳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还早，还广泛。湖南劳工会就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的团体之一。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七千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铨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铨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
毛泽东态度诚恳，意见中肯，措施具体，受到了黄爱、庞人铨的热烈欢迎。他们说，毛先生是咱们工人的知心人，按他说的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组为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毛泽东又建议他们实行“小组织大联合”，他们即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印刷、机械等十多个专业工会，互相协作，会员也交会费了，劳工会更活跃了。1921年冬，中共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给湖南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晤孙中山，路过长沙，毛泽东接待了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向马林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的情况，并介绍马林和黄爱、庞人铨及部分工人晤谈。他们谈了一个晚上，谈得很热烈。马林给黄、庞等人“讲阶级斗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铨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年1月16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铨逮捕入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和赵恒惕斗争的措施。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行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第四，倡议劳动立法，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常常打着“合法”、“民主”的旗号，欺骗、愚弄人民。湖南军阀赵恒惕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又雇用了一批文痞政客喝彩叫好，强奸民意，欺世盗名。湖南《大公报》上又开了个《省宪草案讨论》专栏。
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毛泽东，很快写了一篇《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在《大公报》4月25日至27日的专栏上连载。毛泽东指出，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写道：“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认为求得正常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了生存权”。所以，他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作根本性的修改；否则，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