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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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后记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举世瞩目的两位伟大人物,是中国和苏联一代革命人民的领袖。他们的思想、理论、事业、工作、生活、作风,牵连的方面很多,范围很广。要塑造他们的形象,写出他们的业绩,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精神,很不容易,需要长期地调查,反复地研究,不断地探讨,逐步地深入。这本书,虽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也只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种探讨。1948年至1963年的15年间,作者在陕北工作时,就开始收集、整理有关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史料、故事,先后走访了毛泽东生活工作过的延安、保安。瓦窑堡、直罗镇、洛川、小河、南泥湾等数十处地方,访问过数百名接触过毛泽东的干部、群众和警卫人员。后来又以专搞文艺创作和主编《革命英烈》刊物之便,先后走访了湖南、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搜集有关史料,阅读毛泽东、斯大林的著作及各种有关材料、书籍、业余进行编写,数易其稿,才成此书。

本书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为线索,以中国革命为主题,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主要人物,运用真实的史料,朴实的笔法,描写、叙述了毛泽东的成长道路、革命实践、理论创造、思想作风、性格特点,描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意见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读物。

内容决定形式。本书的结构曾经多次探索,数易其稿,最后,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交流长达30年而晤面交谈不足3个月的特点,采取了双向集中法。书从高潮写起,从两伟人亲切会面,留下了层层悬念写起,描写两位伟人的会面由近及远,而历史的叙述则由远而近;双向集中,融会贯通,成为一体,相互比较,远近比较,便于鉴别。这样,把人物的言行、历史的叙述和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史、哲融为一体。既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历史叙述平铺直叙、缺乏跌宕起伏的艺术魅力,缺乏对比研究的哲学思考;又防止了单纯地写人物会面、记叙礼仪,议论过多,缺乏人物行为、故事情节、思想深度的毛病,力争达到写史、明理、资治、育人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意图和初步的尝试,缺点必然不少。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历史见证人和专家、教授的指导帮助。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毛泽东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何静修同志,全国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温济泽同志,国防大学历史学教授马玉卿同志,原《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同志,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党佩中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杨进诚同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同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叶佐英同志,总编室主任王杰同志,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主任孙平同志,副主任薛文华、孙启蒙同志,西北大学教授李振民同志,西北政治学院副教授赵建学同志,都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年逾八旬的师哲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而且为本书的写作作了多次热情而具体的指导。师老虽然高寿,但鹤发童颜,满面红光,思路清晰,谈吐自如,记忆力很强。几十年前的事,他谈起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于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1938年调到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39年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师哲又奉命协助周恩来工作。1940年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认识了毛泽东,先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局长等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电文都经他翻译。1949年春,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会见毛泽东,师哲任翻译。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又任翻译。1949年冬至次年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会见斯大林,师哲仍任翻译。所以,师哲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交往的历史见证人,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师哲同志不辞辛劳,曾两次审阅书稿,并写了《序言》,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有关资料,参阅了周恩来、师哲、伍修权、胡绳、洪学智、马玉卿、逄先知、高菊村、胡华、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高光厚、曹军、权延赤、李银桥、宋平、解力夫、赵振军、温瑞茂、南新宙、解红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R·特里尔、斯图尔特·施拉姆、日本友人不破哲三等的有关著作;同时,还尽量吸收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中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以上诸位作者、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题材重大,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刘杰诚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