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周恩来毕生的宏愿。在他身患绝症的1974年1月13日，仍挺着重病的身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分两步走的设想。他特别指出：“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
回顾我们党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是颇有意义的。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到1953年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把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自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接着，在1956年9月，“八大”确定以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这对于仅仅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战略目标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周恩来说过：“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到1964年12月，在全国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首次提出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目标并分为两步走的设想，把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第一步的要求，这又比“八大”的提法大大进了一步，正如周恩来所说：“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继承和发展了上述设想，完整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为实现上述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十三大”肯定了要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准备用100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的确定，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与智慧，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三、实现“四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63年1月，周恩来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周恩来综观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而得出的一个正确的结论。这同他在1956年1月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正确的论断，是以两个方面的客观实际为基础的：
一是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迅速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依据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生产发展的直接的巨大的促进作用，1956年1月，周恩来高瞻远瞩地提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周恩来预言，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这个预见，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已经被实践完全证明了。
二是周恩来充分地认识到新中国是脱胎于不仅是经济贫穷而且又是科学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二三十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远远地把我国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1956年1月，周恩来郑重地指出了我国科学文化力量和科学技术状况，这就是：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同我们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很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独立解决。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根据上述的落后状况，周恩来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周恩来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化”的关键的正确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他对科学技术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1957年6月，他曾指出：“科学和生产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根本的推动力量。”同时还指出：“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对科学技术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对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
四、人才问题是实现“四化”的最终决定性的因素
周恩来深深懂得，人才问题是实现“四化”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早在1959年他就指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经济体系，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科学的人才。大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少量的是社会科学理论队伍。我们理论队伍固然缺，科学技术队伍也缺，两方面都要加强，特别是科学技术队伍需要量很大。”周恩来把人才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见解是颇为深刻的。
周恩来反复强调过：“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教育这一环。所以，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周恩来上述两段话分别在1953年和1959年讲的，前者是正当我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刻，后者是在“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年代，尽管背景不同，但他始终如一地把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摆在中心地位，是有远见卓识的。近二三十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趋势已经充分表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是，归根结底是取决于人才的实力强弱。二三十年前，周恩来已经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显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