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时代更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文化
周恩来依据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在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指出，年轻的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力量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在数量上少得多，质量上低得多，这同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在最近二三十年内，世界科学有了特别巨大的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尤其应当看到原子能的利用，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正是由于他能够面对现实，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因而能够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这个战斗任务，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都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发展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左”倾错误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同时波及思想文化建设领域。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在“高速度”、“高指标”和“快过渡”的气氛下，要求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也放出“卫星”。群众文化活动方面，要求“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文艺创作方面，要求“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求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有的地方甚至荒唐地提出“两年就要赶过鲁迅”，“一个夜晚六十个剧本”，“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在思想建设上也要求开展放“思想卫星”的群众运动，即搞群众性的思想大检查、大评比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以此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的地方规定每季度发射一次“思想卫星”。此外，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周恩来针对这种“左”的片面性，在1959年强调要坚持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和工作方法。接着，1961年，他在总结“大跃进”运动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他认为精神生产不能提高指标，搞过了头，受到损害更大，同时指出精神生产不能搞“划一化”的要求，不能限时间限数量。过高的指标和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所以，党要加强和改善对精神生产的领导，既反对放任自流，又反对发号施令，强调要根据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工作的特征和客观发展规律，帮助科学、文艺和教育工作者改善条件，不断提高水平，为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时代创造出优秀的成果和培养千百万优秀人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加强和改善党对思想文化建设的领导才是正确的。
（三）思想要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任务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他作为中国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所从事的党务、政务、军务和外交活动中，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指明了方向，开创了业绩。同样，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也有许多重要的见解。
首先，他认为思想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经常排除旧社会的习俗。当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的1957年，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他还多次指出：“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在我国，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任务，“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不应容忍它。否则，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对我们的干部和青年一代成长不利。
其次，他阐明了思想改造的广泛性和长期性。周恩来说：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因为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凡是以改造别人自居的人，其实他自己首先需要改造。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辈子的事”。这是由于“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后，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我们心胸开阔，永不落伍，昂首向前。
再次，他指出思想工作的正确方法，强调思想“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周恩来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待人以宽。他以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团结、帮助和教育了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使人心悦诚服。他对“大跃进”运动过程中思想工作“左”的错误，发现最早，纠正最力。1962年4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三次委员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1958年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责任的，“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这种提法和做法，引起了不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总之，思想工作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和风细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
（四）知识分子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我们党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为突出。周恩来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采取马克思主义态度来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一贯关心和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同各种轻视、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行作不懈的斗争，深受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提出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其中1956年和1962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论知识分子问题》等，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代表作，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正确地指出：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956年，周恩来根据列宁关于知识分子一般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的观点，结合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实际，科学地说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1957年以后，党内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把知识分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周恩来为纠正这种“左”的错误，作了巨大的努力。他于2月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会议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申明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强调“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他充分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知识分子的“根本的转变和极大进步”。3月6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广州会议上向科学家、剧作家讲话中指出：周总理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同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第二，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周恩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是代表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它正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1957年后的“左”倾错误观念和政策，使这一正确思想难以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个正确观点，1962年初，他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第三，要克服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加强领导，做好工作。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宗派主义情绪，对于我们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教育发展妨碍极大。他不仅中肯地指出这些错误倾向，而且提出克服的办法。然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原因，党内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宗派主义是相当根深蒂固的，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中进一步滋长“左”的错误，使知识分子工作受到很大损害。1962年，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中，周恩来特别重视教育全党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指出：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即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关系；要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应该道歉；承认了错误还要改。这些都是切中要害的，可惜他的正确意见未能为毛泽东接受并在全党切实加以贯彻。
第四，要正确引导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周恩来对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倾注了心血，建国之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和教诲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1956年，也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条途径，即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实践，理论学习。经过12年的努力，广大知识分子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继续鼓励他们前进，同党心连心，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工作存在的问题，他说：“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
（五）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倡导和确立的。它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但是自1957年以后，这个正确方针没有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下去。周恩来为坚持这个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突出贡献是：
一是把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联系起来。
二是把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这就是将贯彻“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统一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
三是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纠正党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联系起来。
这些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周恩来为克服“左”的错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而言之，周恩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和业绩，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上都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
（此篇为1988年9月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