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尽可能加快《周恩来年谱》（1949年10月—1976年1月）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我认为，这一艰巨的工程的完成，对于全面研究周恩来建国以后的思想实践十分重要，有利于从整体上深入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尽快出版建国以后《周恩来年谱》也是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三、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文集多卷本，把尚未发表的周恩来关于经济工作的报告、批示、讲话，对外宾的谈话，进一步汇集起来，内部印行，这对于推动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将是一大贡献。
四、进一步组织力量，在系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文章，形成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的理论专著。
经过以上四方面的努力，我坚信，在这次研究述评的基础上，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创造，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将会开辟更加广阔的新天地，涌现更多的新人才，形成更好的新成果。
（此篇为1996年4月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论文会论文）
周恩来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周恩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实践上，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理论上，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精辟地提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的科学概括，也是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决策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以经济建设为首位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周恩来正确地阐明经济建设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的地位，规划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应当采取的决策原则，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
领导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始终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航向。
建国之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胆略和领导艺术，驾驭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基础，没有饭吃，其它一切都没有办法。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中央各部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只有树立整体的观念，把握工作的重点，才能发挥自己在“建设新国家”中的应有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周恩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他反复阐明：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多次强调：“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1956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还继续重申这一重要观点。
中共八大宣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所当然地应该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没有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同过渡时期严格地区分开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周恩来，为实现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调整国民经济初期，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正确估量我国阶级关系变化和阶级斗争趋势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在1962年3月召开的二届三次人大会上正确地指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困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同年4月18日，他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再次申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这些，都是在实际上重申了1954年关于经济建设工作应居于整个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极不寻常的，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分不开的，也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纠正“左”的错误一次勇敢的挑战。1961年9月22日，周恩来曾同一位西欧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还说：“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的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保证经济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经济建设陷入全面混乱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他多次呼吁：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都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他同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竭尽全力为防止把工交企业全盘搞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斗争。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经济建设有了转机。他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勇气，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的后果。尽管江青一伙继续捣乱，但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使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从瘫痪的状态逐步趋向正常，1972、1973年的国民经济从困境中有所回升。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周恩来的政治遗言，也是坚持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首位的原则立场。
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关键。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正确思想，深刻地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周恩来所提出并一贯坚持的要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最根本任务的实现。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周恩来为正确地解决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明确地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地。”他特别强调：“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早提法。把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提出来，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领导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在认识上的飞跃。
经过1955年底和1956年春，党中央领导同志进行经济建设的系统调查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周恩来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把我们过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更加具体化。这个构想，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得到充分的肯定。随后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于我国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又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使这个战略目标有了比较清晰的总图样。
明确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轮廓，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在决定社会经济全局的重要方面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表现了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拟达到的生产增长的速度、规模和水平等方面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对于目的和任务在认识上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所拟达到的生产增长速度、规模和水平的决策上出现了较大的动摇和失误。突出表现是，1958年提出了“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主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实际上离开了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而转到“以钢为纲”的轨道上，以赶上英国历史上钢的最高产量2200万吨作为经济战略目标。为此，采取不断加快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增长速度、规模和水平的措施，要求在两年内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棉花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要求在1962年，将使我国提前建成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显然，这是脱离我国国情的，要求过高过急，缺乏长期奋斗的思想。实践的结果，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那样：“上得很猛，跌得很凶，不但损失很大，而且往往要花几年的时间来恢复元气。”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的报告中摒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重申八大的观点，明确指出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三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二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得多。周恩来这个构想是富有远见的。经过历史的曲折，它已为党的十三大所深刻阐明：“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周恩来之所以能作出这个科学预见，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清醒估量的基础上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这么多，地区又这么辽阔，民族这么多，尽管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顺利，但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