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自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长期在水利战线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感受。不论是在50年代前期抓治理淮河，制定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决策，50年代后期领导研究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水利设施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还是在60年代领导制定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工程，70年代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等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周恩来都是深入现场勘察，研究历史资料，认真听取中外专家们反复的论证，仔细地研究每项工程的各个环节，协调工程所涉及的地区和部门的关系，精心组织实施每项水利工程方案每个阶段的任务直到工程的全部竣工。总之，周恩来对待水利建设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难题，以及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都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四、精心组织工业建设
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1953年，周恩来对我国的工业基础作过清醒的估计，他说：“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后来，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面对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这个要求，不仅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同时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26年来，他本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精心地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全面的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周恩来将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民经济，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事。当然制订长期计划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经济计划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但对每一个五年计划、每一个年度计划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呕心沥血，倾注了他的精力和生命，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到审议，都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他精心设计，周密部署，一丝不苟。从指导思想、发展速度、建设规模、地区分布、投资总额、技术措施、物资保证等诸方面都是极其审慎从事，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也要求高级干部应以兢兢业业的精神做好经济工作。
大家公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这个计划是从1952年秋周恩来访苏时便开始着手的。他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经济状况，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90项，第二批51项。后来又对一些进行调整合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156项，折合19亿美元，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7.3亿美元，总共26.3亿美元。这就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都是经过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一五”计划1955年春经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同年7月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批准。党中央、国务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审定，执行中又谨慎从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调整，既克服了一时的保守思想，又及时纠正了急躁冒进倾向，五年间，使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基本协调发展，又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八大前夕，周恩来一面经常关注着“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一面紧张地主持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草拟。制定“二五”计划的条件比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有利得多，一是已经积累了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二是计划着手得早。1956年7月初开始，集中时间和人力，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和参加的情况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草拟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交党的八大讨论并正式通过。这个建议的报告充分吸收了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体现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在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下，“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后连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年度计划也几经波折，闹出了一个“大冒进”，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的困难。到1960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时，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现实，周恩来于1960年秋基本同意国家计委汇报《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整顿、巩固、提高”的原则，作了重要的补充，把“整顿”改为“调整”，加上“充实”两字，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为克服困难、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的重大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和审定国家计委的报告，报党中央、毛泽东批定。同年9月15日党中央批发了这个以八字方针为指导的报告。经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从此，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五年调整的阶段。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城镇，广泛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与疾苦，系统认真地研究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向中央反映的报告，全面地分析形势的有利与不利方面，准确地把握住国民经济困难的关键问题，在陈云同志治病的情况下，他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草拟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经国务院、财经各部门的党组负责同志和中央财经小组的充分讨论，正式提交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正式通过，作为指导全局性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纲要。由于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对财经困难的严重程度、对克服困难的快慢作了充分的估计，采取的政策措施正确得力，因此，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贯彻，国民经济状况迅速有所好转。1964年底三届一次人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1961年底开始酝酿制定十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2年3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先搞五年计划，再搞十年规划，为此，首先要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伤筋动骨”的压缩。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经历了从1961年到1964年的困难时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赞成三五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摆好农、轻、重的次序。经过多次议论草拟“三五”和七年、十年规划，都是以这个指导思想考虑问题的。从1964年起，周恩来在负责组织和审议“三五”计划草案时，进一步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兼顾国防，实现农轻重”。但是从1964年夏天起，毛泽东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决心大搞内地军工建设。同年秋天，中央还召集各省、市、区领导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参观军事演习，以加强备战观念。1965年5月，对印度支那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从此，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来了一个大转变，改为“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为主”，“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提出：过去是农轻重，现在要违反一下，重轻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三五”计划突出强调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地把内地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三五”计划从1966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只执行了半年，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冲垮了。在全面内战中经济陷入了混乱，造成了1967、1968年是在没有年度计划安排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畸形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周恩来于1968年12月12日提出关于组织起来编制1969年度计划的指示，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共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草拟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这是扭转近两年来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努力。接着，1970年2月，已经患着严重心脏病的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同年9月，这个纲要草案提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后来以中央名义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