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确处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以局部利益去保全大局利益
所谓战争大局，是指战争的总态势、总形势，或是整体利益，全局利益，或者是总目标、总要求。所以，大局决定局部，大局好了，局部最终必然会好。反之，大局不好，局部最终也不会好。可见，能不能正确处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往往是指挥员指挥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对敌斗争中，曾反复告诫指挥员：“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还以解放战争的上党战役为例：在决定打不打上党战役问题上，从部队的实际看，当时的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灵活机动作战，曾将主力化整为零，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集中起来打一些大规模的战役，由于部队打大规模战役的经验不足，再加上此时我军的编制也不充实，多数作战团编制都在千人以下。部队装备更差，刘邓所部的晋冀鲁豫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追击炮2-4门、重机枪3-4挺，弹药极缺，不少步枪仅有几发子弹，甚至刚参军的新战士还在用刀、矛作战。这样的装备和部队，要与飞机、坦克、火炮一应俱全的国民党军队打大规模的战役，的确需要信心和勇气，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但是，作为据守晋冀鲁豫战略要地的刘邓部队，为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初战获胜，为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主动，为了增强全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这个大局，毅然承担起打响解放战争第一役的重担。邓小平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充满深情地说：“在解放战争中，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大门，预计敌人首先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签订双十协定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阎锡山，打了个上党战役；一路马法五、高树勋，打了个平汉战役。”所以邓小平说：“打摩擦仗，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进攻的大门是这个区，是二野所处的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毛泽东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仗争得了胜利，对毛主席重庆谈判争得了主动，对解放战争的开局创造了一个好头。可见，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甚至为了大局，可以牺牲一些局部利益，关键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服从大局，怎样才能服从大局，很重要的一条是看能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局需要，局部利益必须作出牺牲的时候，局部利益为了保全大局利益能不能毫无保留地作出牺牲。战争与其它事物一样，也有大局与局部之分，也有这一部队与那一部队，这一战役与那一战役，这一地域与那一地域的关系，其中包括配合、协同、支援、掩护等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能处理得好，就能取得整体上、全局上的主动，就能积小胜为大胜。否则，就难以取胜，或仅仅是小胜。所以说，在军事斗争中，正确处理局部与大局的关系，为了大局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利益而谋大局、谋大胜，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回顾解放战争中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特别是高度评价了刘伯承的高风亮节：“中央决定晋冀鲁豫10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上述这段文字虽然是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评价，但同时也反映了邓小平的大局观念和善谋大局的优秀素质，以及保证实现大局的艺术。正是由于刘邓首长在作战决策中事事从大局出发，处处善谋大局，所以才使刘邓大军步步主动，战战为胜。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似乎是永远的不解之谜。
第二节发展壮大 而后求胜
战争，既是军力、军心的对抗，也是与战争相关联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对抗。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在与敌人对抗时，尤其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背景条件下，更加注重充分发挥诸如战争性质、作战指导、作战环境、作战资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弥补兵力数量、装备质量上的差距，由此谋求战争的胜利。先发展壮大自己，使之具备各种因素综合利用的优势，而后求胜。这也是《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谋略的应有之意。刘邓大军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实施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前进根据地这一大胆的战略之举，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马上调集重兵阻挠，使刘邓大军在敌重兵围剿，无后方支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展开了苦斗。但刘邓大军并没有被敌人和困难所压垮，而是从全局着眼，从局部着手，充分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从多方面努力，去改变所处的劣势和不利，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通过战术谋划来弥补；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援来弥补；作战态势上的劣势，通过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来弥补；后勤保障不济的劣势，通过缴获敌人的装备给养来弥补；从而使自己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最后争得了胜利，实现了战略目的。
一、权衡局势，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早在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时，即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就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后，毛泽东又致电刘邓，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的困难和长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对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战略意义深刻领会，对执行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所面对的困难也有充分的估计。他们认为，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考虑任何问题必须服从这一大局。邓小平还指出：“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可见，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而争夺大别山的斗争一定会经过一个十分艰苦、长期的过程。刘伯承、邓小平从全局上分析了坚持在大别山所存在困难的程度，所以，就在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便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下发到所有部队，明确规定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办法和要求。“（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斗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可以说，邓小平的指示，充分地估计到了部队初到大别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必须克服困难、站稳脚跟的有利条件。同时对部队作战、开展群众工作、打开工作局面、严守群众纪律等与站稳脚跟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从而，为部队在大别山开展新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创造“先为不可胜”的条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