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避与强敌交战，减少无谓损失
正当右江苏区的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波及到广西，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并为使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左”倾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指导工作。1930年9月，红七军前委决定执行党中央原定“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和南方局关于红七军向东发展，夺取柳州、桂林，出小北江，进攻广州，以配合完成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指示精神，以及采取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的方法来实现革命胜利的要求。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会议，会上，由邓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决定红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师、二十师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壮我军威。韦拔群率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会上，邓小平、张云逸对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虽然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接受了党中央的指示。10月4日，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由平马、田州、东兰进驻河池整编。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了全军党代表大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邓岗作政治报告。大会改选了红七军前委，仍由邓小平担任书记。会上，邓岗坚持遵照中央的“左”倾路线，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邓小平则认为：目前的广西已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然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当时攻打百色都已十分困难，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而且会使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部队蒙受更大的损失，最后连“老本”都得赔进去，这是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况且由河池到柳州，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江，更不好打。但党中央的指示还要执行，在“两难选择”面前，邓小平提出在服从党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先打相对好打的桂林，尔后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方向推进。会议通过了邓小平的意见。
在部队向桂林开进的途中，邓小平坚决抵制邓岗等人的错误意见，尽最大努力使红七军避免蒙受重大损失。红七军占领宜山县怀远镇后，邓岗等人主张去攻打庆远镇。鉴于该镇已有敌韩彩凤师固守，不仅不易攻取，而且会受损失，邓小平和张云逸只好去耐心说服邓岗不攻庆远，转向北上占领天河。后又说服大家不攻融县，而经三防取长安渡河。次日，得到情报说融县有一小河涉水可到长安，遂即临时决定攻取融县城。部队在天河县四把地区与桂系覃连芳师第一团遭遇，激战三天，毙敌数百人，而我方也伤亡二三百人。随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发现敌军有增援，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进抵三防进行休整。在三防又获悉桂系之敌韩彩凤、覃连芳师各一部已进至长安镇、融县一带，为避开强敌，邓小平、张云逸等主张改变原来计划，不取长安镇，绕道富禄过融江，但大部分干部主张攻打长安镇。经大会讨论，决定攻取长安镇。邓小平、张云逸只好服从大会决议。于是部队发起长安攻坚战。战斗历时5天，红七军虽打得英勇顽强，但终因长安镇防守坚固而久攻未克，遭受了北上后的第一次较大的损失。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进至富禄渡江，拟由古宜进军桂林。又因古宜已被桂系教导师驻守，遂又改道经湖南绥宁进至武岗后转去桂林。红七军为补充给养，临时决定改取武岗，但因城墙坚固，加之宝庆、长沙的湘敌来援，不但未能破城，而且牺牲了团长以下数百人。在此情况下，红七军遂向新宁方向撤退。而此时，湘敌为阻止红七军进入湘赣边，已调重兵于永州、祁阳间堵截，为避免红七军再遭更大损失，邓小平分析了湘、桂军阀的矛盾，提议转道广西的全县。红七军前委接受此项建议，率部于1931年1月2日攻占了全州城，暂时摆脱了湘、桂军阀的围追堵截。
二、调整进军方向，红军转危为安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在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下，经过4次与敌遭遇，长安攻诚失利，武岗作战失败，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些关键时刻，邓小平耐心地做邓岗等人的工作，虽有效地限制了错误决策对红七军的影响，尤其是将红七军因执行错误的作战决策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但毕竟使一支威武雄壮的拥有7000多人的红七军，锐减到了4000余人，而且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加上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对此，红七军的领导终于认识到，再去攻取柳州、桂林，进而夺占广州，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眼下的困境中，红七军迫切需要的是放弃错误路线，调整进军方向，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员。部队中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为红七军统一认识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于是，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总结了两个月来执行中央指示的经验教训，集中讨论了是否执行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和如何改变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只有放弃执行冒险计划，重新确定进军方向，避免与强敌作战，稳定军心，休养生息，保存军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红七军目前的被动局面。邓小平的分析，使与会的同志深受启发，由此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红七军前委又重新作出决定：第一，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由硬拼攻坚战略转变到游击战略上来，挥师粤湘赣边界求得发展，以期建立粤北根据地，相机会师朱毛红军。第二，部队休整三天，将4个团整编为3个团，以加强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提高战斗力。第三，变单纯的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的政治工作。第四，邓岗等人赴上海汇报红七军的情况，红七军由前委书记邓小平指挥。接着，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红七军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前委全州会议决议，会议还要求全军要加强思想教育，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坚定广大指战员的信心，鼓舞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样，红七军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虽几次遇敌围追，都被红七军摆脱。当红七军进到湘南边界的江华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全面检查了“左”倾冒进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红七军进广西贺县桂岭地区休整，然后相机开辟粤北根据地。在桂岭，红七军休整了4天。此时的红七军兵力已不足4000人，于是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商量，决定将部队进行整编，大大充实了基层的干部，补足了武器装备。经过整编，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随机改变计划，进军湘赣苏区
按照红七军前委会关于创建粤北根据地决议，红七军离开桂岭，向粤北方向转移。几经周折，抵达乳源县的梅花地区。中央湘南特委驻粤工作委员会前来联系接应，而这时红七军前委才知道中央已经纠正了“左”倾路线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梅花地区展开工作，以创建粤北根据地。但是，红七军在梅花地区刚安营几天，他们就得到了敌人要来“围剿”，来敌是粤军邓辉的一个团，从星子方向追来。红七军前委认为：只有一个团的敌军，这正是歼灭敌军，夺取胜利，鼓舞士气的有利战机，应该抓住战机，务求全歼，于是进行了作战部署。然而，战斗一经打响，与敌人一经接触，才发现情报不准，来敌的兵力绝非是一个团，而有3个团。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而又残酷的交战，红七军的将士打得勇猛顽强，虽歼敌近千人，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直至黄昏，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但二十师的师长李谦、五十五团的团长章健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全军干部损伤过半，部队也只剩2000多人。此时，邓小平等红七军的领导已经意识到创建粤北根据地实属不能，而只有放弃原有计划，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在中央苏区休整部队。故决定迅速抢渡乐昌河，向江西进军。但是，就在红七军抢渡乐昌河时，又被敌人截成了两部分。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已经过河的第五十五团经仁化转向江西省崇义疾进，张云逸则率领未来得及过河的第五十八团经湖南粤县、荼陵等县进至江西永新县。当第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县城后，邓小平决定以崇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他指示赣南行委要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并领导主办了一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行委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还指示第五十五团分别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以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第五十五团帮助赣南行委建立了三个区的苏维埃政府及赤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为加强对第五十五团的领导，邓小平又决定取消红七军前委，成立团党委，并亲自任书记。第五十五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战斗力大为增强。随后，敌以重兵进攻崇义，经与赣南行委研究决定，第五十五团向倍半发展，以巩固湘赣苏区。但后来因敌情发生了变化，第五十五团未能够向倍半发展，而是转向了永新县，正好与第五十八团在永新县胜利会师，全军只剩下2000余人。此时，邓小平被派往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战斗情况，张云逸在永新县主持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清算了红七军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充分肯定了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停止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率部艰苦转战到湘赣苏区，胜利保存了红七军骨干力量的历史功绩，总结了创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壮大武装力量、实施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的经验教训。也为我们党如何建立和领导武装，有效的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实施“党指挥枪”，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