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刘伯承所采取的“明修栈道”作战行动，有效地隐匿了二野主力向湘西远距离机动集结的大迂回踪迹。直到10月下旬，蒋介石仍判断我刘邓大军主力将“由川北直趋成都；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门；一部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胡宗南还十分得意地吹嘘“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可见，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所精心筹划的明修栈道战役佯动行动，确实给敌人造成了分析判断上的错觉和决策上的失误，这对二野主力隐蔽迅速进军西南的暗度陈仓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为实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二、暗度陈仓，断敌退路
“明修栈道”与“暗度陈仓”是相辅相成的，“明修栈道”是手段，“暗度陈仓”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是通过手段来实现的。一般地说，手段运用得好，还不等于达成了作战目的，更不等于就是实现了作战意图。而要达成作战目的，实现作战意图，还必须充分利用好“明修栈道”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及时有效地组织好“暗度陈仓”的作战行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施用此计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们十分注意将“明修栈道”与“暗度陈仓”有机地结合起来。二野进军大西南作战，是在我军实施“明修栈道”，并达成战役欺骗效果，使胡宗南认为解放军由川北进入成都是不争的事实的背景下开始“暗度陈仓”的。那是在邓小平、刘伯承在郑州出席群众大会，宣布解放军二野将进军四川的消息报道之后，二野部队主力开始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的，其中的第五兵团是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乘四野发动衡宝、广东战役之机，就势隐蔽地在湘西集结的，而此时的二野主力也潜形匿迹，顺利迂回至西南了。
1949年11月1日，就在四野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利用敌人视线转移的战机，指挥二野发起了进军川黔作战。首先以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勇猛的作战行动，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到位，按预计要求完成了切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并与四野第四十二军、五十军相配合，迅速突破了宋希濂部两翼，向宋希濂的“川湘鄂防线”发起猛攻，解放了秀山、西阳、恩施等城。同时南路的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贺龙部又在川北发起猛烈攻势。正是由于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一线，宽约1000华里的正面上对敌展开了多路突然、迅速、勇猛的出击，使敌顿觉有“泰山压顶”之感。尤其这种大规模、宽正面的战役行动，完全出乎蒋介石对解放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判断，使其以此判断为据所实施的兵力防御部署顿时变得无济于事，南辕北辙了。坚守在泰岭防线的胡宗南集团鞭长莫及，设防在湘鄂西、川东和黔东的宋希濂、孙震及谷正伦部却猝不及防，乱不成军，无力抵抗，纷纷溃退。此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从我军的战役布势和作战行动中才开始觉察到邓小平、刘伯承是巧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其真正的意图是由鄂、湘西进川、黔，然后迂回至重庆、成都，以大兵团的大迂回形成大包围，这样既可围歼蒋介石“西南防线”的重兵集团，又可以形成对内对外正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正可谓一举两得，确保川黔战役的胜利。
三、敌变我变，协力歼敌
蒋介石如梦方醒之后，根据解放军所构成的作战态势，慌忙中立即调整作战部署，首先令罗广文部迅速向南川以东的涪陵白马山布防，以策应向西后撤的宋希濂集团，企图凭借乌江天险负隅顽抗，以致从外围来巩固重庆防守；令胡宗南的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南下至重庆，协同重庆的卫戍部队第十二军加强重庆的城防力量，确保重庆的稳固。同时又令贵州境内的守军迅速西撤至毕节、贞丰之线，构成新的防线，以阻止或迟滞解放军的西进。
战场上的两军对抗，常常是遵循着互相制约规律来展开的。我变敌变，敌变我也要变，以变应变，以变促变。“善变者谓之神”。邓小平和刘伯承鉴于蒋介石兵力部署的变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11月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指挥员：“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乃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州、宜宾，沿筠连、盐津、大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我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条，则整个川东、川南、黔东、黔西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被截断了。”
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示精神，各路大军不顾疲劳，急速奔袭。按时间向指定位置机动，不得有一点差错。根据这样一种态势，邓小平和刘伯承又电示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1）贵州敌人已决定放弃贵阳，何绍国已令四十九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待援。八十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退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西进。李弥第八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咸宁一个师。罗广文率一一〇军正向遵义前进，其一一一师9日在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16、17日达遵义。罗兵团之一〇八军、四十四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濂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十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2）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仍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超过3天，即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甲）留贵州的十七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位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月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乙）你们主力在阻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西及黔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断。（丙）杜义德第十军，计时应于17、18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兵团毕节一路，筠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丁）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调查。
（3）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沉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示，杨勇于11月14日令十六军占领贵阳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其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加快赶至贵阳，协同十六军入川作战；令十七军占领贵阳后，留驻贵阳。至11月15日，南路第五兵团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第十军同时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控制，等于拦腰切断了蒋介石赖以负隅顽抗和东山再起的所谓“西南防线”，同时对于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敌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此时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在解放彭水、黔江之后，又一举截歼了逃跑之敌宋希濂部的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于咸丰东北地区，活捉了兵团司令钟彬。宋希濂部第十二兵团仓促渡过乌江西逃。这时，蒋介石见调整的兵力部署不仅没能扭转战场态势被动的局面，反而却越战越退，越退越败。所以，不得不急令胡宗南集团全线南撤，向成都地区猬集，组织防御，继续抵抗。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部赶紧收缩，扼守长江通道，加强白马山地区防御。
根据这一又变化了的敌情，11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指示各部：“加速前进，断敌退滇道路。”尤其是再次电示第五兵团：“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就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并具体明确了对各部队进至的位置和时间要求：“我五兵团十六、十七两军已集贵阳周围，十八军11月23日或24日可到贵阳。十六军决于24日继续向毕节前进，十八军跟进。我十军先头师19日占湄潭，主力23日前可集遵义，该军26日以后才能继续向茅台、土城前进。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照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第十六、十八、第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之。计算时间，十六军于28日可到毕节，12月2日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三天。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泸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人于11月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左右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十一、十二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人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第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精心计算及运筹下，各路大军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形成了追与堵、围与歼、阻与断相结合的作战布势。而事实上，果然不出刘邓所料：当北路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12月24日突破了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北路部队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以迅速勇猛的作战行动和多路迂回的截击，将宋、罗两部压迫于南川以北，涪陵以南的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展开激战，宋希濂部溃不成军，罗广文部的三个军被歼于长江南岸，提早完成了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之目的，并乘胜截歼了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集团第一军一部。与此同时，南路各军为了先敌抢占川南的泸州、宜宾、叙永等战略要点，在黔北山区日夜兼程，不顾泥深路滑，悬崖峭壁，指战员们毅然轻装前进，第十六军、十八军于11月24日全部渡过鸭池河，25日攻占黔西、大定，28日占领毕节，30日袭击占领了叙永，12月初进至纳溪、宜宾；第四军于29日强渡赤水河，12月初先后攻占了合江、泸州，如期到达了刘邓首长所要求的指定位置，从而切断了国民党军企图由川经黔人滇的最后一条通道。此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发起成都战役，以二野主力迅速西进，断胡宗南退往康滇道路，然后会同贺龙的十八兵团聚歼胡部等敌于成都盆地。第三、第五兵团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发展。12月20日攻占了浦江、邛崃、大邑等城，消灭了先我到达之敌。这样就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了袋形布势。21日，各路部队抵进合击位置，经收缩包围圈，全线发起攻击，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就这样，短短数月，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吹嘘为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媲美的“大西南防线”，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迅即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