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守纪律，要从细微处入手
自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之后，部队普遍开展了纪律教育整顿。邓小平更是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一环，不仅要求各级领导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执行，而且还要求各级领导在执行中要根据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补充和完善纪律规定。他自己更是严格自律，毫不含糊。在率领部队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天亮，也决不在深更半夜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干脆就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与刘伯承一起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这些行动在部队传为佳话。有一次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一个村里开展工作，当他听说村里有个老红军家属，家里只有3升米，而部队征粮的同志却硬要他拿出两升米时，十分生气，他焦急地对刘伯承说：“如果照此下去，老百姓不是更不敢接近我们吗？”于是，他与刘伯承连夜商量马上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其内容是：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如数付清。《粮草通知》立即下发到各部队，邓小平反复强调，执行《粮草通知》，就是具体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是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我军声誉的大问题，一定要严格执行。当在执行中出现一些问题时，邓小平又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在会上，邓小平指出：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作风不好，到处去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只有通过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亲自为所有到达大别山的部队规定了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所有的干部、战士要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务必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李先念到皖西视察工作，有的群众反映，土匪小保队抢走了他的一头牛，解放军赶跑了小保队，但牛没退还给他，让解放军牵走了。邓小平立即让部队查清此事，迅速将牛送还给老乡。邓小平批评说：怎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老乡丢了牛，他能不急？这就是群众观点问题，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重视遵守群众纪律。后来当邓小平得知工作组已经把牛送还给老乡，并向老乡赔礼道歉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这样做就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严守纪律，执行政策，关心群众，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立足的大事。记住，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由于部队各级都抓紧了纪律教育，加强了执行纪律情况的查检和讲评，使部队出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典型事迹。一支部队刚进大别山时，一天夜里遇上了滂沱大雨，有一个班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房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透了，冷得发抖也不惊动老乡。某部重机枪连过旧历年时住在老乡家，为了尊重老乡过年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部队每到一处都要组织另挖厕所，邓小平还亲自检查此事，再三提醒大家要尊重群众的生活习俗。这些问题乍看起来都是生活小事，但却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映，老乡们高兴地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正是因为邓小平始终把部队的纪律作风建设作为实现战略意图、完成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常抓不懈，使部队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很快扭转了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管理松懈的问题，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创造了不被敌人战胜，不被困难压倒的条件。
三、执行纪律，要从严从快处理
邓小平常讲：战争中，慈不能掌兵；执行纪律中，慈亦不能掌兵。有令不行，有纪不执，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等于一纸空文。所以，要把纪律落实好，要使纪律真正有效地约束部队，促进部队的建设，就必须从执行上严格起来，一次不严，有百次再犯。在邓小平约法三章刚刚公布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位副连长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货物，正好被执法小组碰上了。这件事立即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了汇报，略加思索，当即下令按约法三章办事，决定枪毙这个副连长。公审大会就要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庄严寂静，秩序井然。由于这位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突出，立过战功，所以，许多人为他求情，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说情，那个店主闻讯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会跑上山了。如果不上山，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请部队首长刀下留情吧！当时，负责督办此事的副政委张际春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邓小平听了这些劝说之后，仍严肃地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邓小平讲得铿锵有力，不容动摇，可见他执行纪律的决心的坚定程度。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枪决了。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的震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枪毙了一个副连长，避免了十个、百个像副连长这样的干部和战士重犯这样的错误，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教训，认识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从中真正认识到，人民解放军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秋毫无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言而有信，执纪如山。这样才能铸就铁军。由此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为之在大别山顺利地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宝贵的条件。
大别山根据地创建之初，条件异常艰苦，各种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就是民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不信任，当然暂时还得不到民众的支援和帮助。因此又导致了部队中违犯群众纪律问题的出现，如果这些问题任其蔓延，将直接影响到部队能否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完成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邓小平正是敏锐地洞察到了纪律将影响战略，将影响部队生存和任务的完成，所以，决心坚，力度大，标准高地进行整顿管理，整饰军纪，整治作风，铸就铁军。从而使部队具备了不被困难压倒，不被敌人战胜，牢牢站稳脚跟，胜利完成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第六节建立政权 筑牢根据地
邓小平认为，根据地建设得好不好，关键看政权领导。因为政权领导，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指示通过组织系统逐级贯注于实际工作之中的一种行政机构，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参与战争，实施革命的指挥机构，也是拥护军队、支援军队、建设军队和发展军队的组织机构，还是加强党与军队，党与群众，党与拥护革命的各派力量相联系的纽带。可见，政权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是进行革命战争，是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重要内容，也是根据地建设是否稳固、是否可靠、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所以，邓小平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权建设上，特别在越是复杂、越是艰苦、越是困难、越是恶劣的情况下，越是注重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甚至抓紧作战间隙来加强和巩固政权建设，使政权建设与军队作战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稳固其本，先为不可胜”的军事指挥谋略思想。
一、把政权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邓小平根据地建设理论认为，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健全，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政权机构、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其中“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在强调这4种因素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同时他又指出：“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锄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因此，邓小平创建每一块革命根据地时，都十分注重其中的政权建设。总是把根据地建设的重点放在政权建设上，甚至对政权机构的设立和人选上都亲自来定，以保证顺利地组织起来和有效地开展工作。
早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的时候，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怎样展开创建工作，怎样展开地方工作和怎样尽早建立党组织及地方民主政权问题。在部队渡过淮河之前，路过息县的彭店时，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进人大别山后展开地方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并分别成立了行政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这四个行政工作区是：豫东南行政工作区；包括尖山、礼山（现今大悟）、潢川、商城、经扶、罗山等县；鄂东行政工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黄陂、蕲春、罗田、浠水等县；鄂皖行政工作区：包括立煌、广济、英山、黄梅、桐柏、太湖、潜山等县；皖西行政工作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邱等县。部队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立即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1850多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深入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土顽和地方团队，建立地方政权的运动。为了保障建立地方政权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邓小平和刘伯承还决定，根据各行政工作区的社情状况，从各纵队抽调一个团，作为各行政工作区的基干武装，以掩护建立政权工作的开展。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邓小平在考察各县区根据地建设情况时指出：开辟根据地要靠军队，靠军事占领，而巩固根据地则必须靠地方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各级政权中，县委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是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从事各项建设的战斗堡垒，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
县委的工作做好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能通过他们顺利地、迅速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就有了保证。而根据地巩固了，主力部队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心地调出去打大仗。可见，邓小平不仅阐明了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阐明了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即政权建设越完善、越巩固，对军事斗争的配合、支援越有利、越有效，反过来，军事斗争越有利、越有效，政权建设也才能越完善、越巩固。所以，邓小平从来都是把政权建设作为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把军事斗争作为政权建设的必要前提来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政权建设越来越巩固，越完善，使军事斗争越来越主动、越有效，从而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军事斗争同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在邓小平政权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野战军进人大别山虽然只有一个半月，不仅早已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很快地建立了十七个县政权，为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