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定了巩固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为不被敌战胜创造条件，为战略反攻做好准备的谋略思想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地处华北根据地南面，是对敌斗争的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由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导致了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针对这种局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应在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日军，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对敌抗日根据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坚持政权建设。”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北方局确定了根据地建设要“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的发展战略。1943年1月至2月，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涉县温村主持召开了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的报告。两个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1937年至1942年以来，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内容包括：一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二是“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三是“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四是“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矛盾的原则。这正是打到敌人的痛处”。五是“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六是“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七是“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是“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九是“我们的责任，虽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十是“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可见，邓小平把根据地建设不仅放在了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而且也充分地反映出邓小平谋划全局上的高瞻远瞩和根据地建设上的深谋远虑。可以说，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最为富有创造性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中，即根据地建设，除了具备一定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等4个条件；这4个条件是互为依托、互为配合、互为作用，缺一不可的。邓小平认为，这4个条件中，党的领导是巩固抗日根据地一切工作的“核心”。所以，党要善于掌握几种条件的密切联系和紧密配合，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条件来决定自己的中心任务，把握好工作的重点。同时，其它方面的工作要搞好协同和配合。其次，“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邓小平归纳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的主要内容，充分反映出邓小平将“先为不可胜”谋略思想在根据地建设上的成功运用，也只有这样去创建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发展根据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才有基础、才有支持、才有资本。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稳定，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也正是在邓小平根据地建设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使得他和刘伯承共同创建并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更加兴旺发达，起到了“示范全国，影响全国”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了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为不被敌战胜创造条件而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
根据地存在的基础在于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地存在的价值也在于经济实力的大小。经济实力越大，越有利于积蓄力量，越能够满足于支援军队的需要，越能够保证连续作战的消耗，反之，根据地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可见，建设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就必须“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
当然，“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敌人的“围剿”、“蚕食”、进攻，通常也都是综合性的，既有军事打击，也有经济掠夺，还有经济的破坏，其目的就在于能通过军事打击消灭的力量就全力打击，能通过经济封锁削弱的力量，就疯狂地封锁，以达“困死、饿死，冻死”的企图。“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可见，根据地的建设如果不从发展经济抓起，如果不首先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做起，结果必然是生无保障、战无给养、不打自倒、不攻自破。所以，邓小平十分注重把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在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需要周密筹划，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重要方面：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所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一切工作的筹划、安排和落实，都要从这样的实际出发，都要依据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来考虑。从1943年春开始，晋冀鲁豫区虽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形势，冀南区有二十万人死于灾害，从国统区、敌占区奔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灾民就有二十五万人，而这两个地区原有急需救济的灾民又达到五十万人，但刘伯承、邓小平没有因此而畏惧，更没有对此惊慌失措，而是紧密团结党、军队和人民共同开展了一场重要性和艰苦性都不亚于军事斗争的抗灾救灾、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积蓄财力的伟大斗争。同年4月，邓小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谈话，动员一二九师全体官兵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助民春耕、节省粮食、救济灾民同胞的伟大斗争中去。在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针对这样一条基本规律，6月份邓小平又主持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题就抓好粮食生产，开展粮食斗争，扩大根据地对外贸易，组织货币斗争，平稳根据地物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随后，又同刘伯承一起签发了《一二九师关于生产粮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这篇文章，还根据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概括出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壮大经济的理论、思想和号召，不仅有效地指导了经济工作和生产运动的展开，而且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积极性。他亲自带领党政军干部和驻地群众一起挖渠筑堤，兴修水利，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增产增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军民发展生产的热情，推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邓小平还决定举行太行区大生产展览会和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会前，邓小平急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太行区生产展览会的内容。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认为“很好”，遂将报告批转在延安的中央各位领导人传阅，并转发到了各战略区。通过大会的展览和表彰，全面检阅了太行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宣传了生产战线上的英模人物，使大生产运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正是在邓小平以发展生产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的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太行区根据地建设才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不断地兴旺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