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了使党的领导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肩负起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重任，邓小平把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在后来被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使命中，我们党不仅要迅速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必须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否则将很难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艰巨重任。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不要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希望，不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同样没有希望。“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把能否有效地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决定党的领导地位，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的高度。
（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认为，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他强调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围绕着这个根本原则，他做了多方面的、深刻的阐释。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邓小平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党的四大时只有900多个党员，但就是我们这个900多人的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经受了十年血腥恐怖、百万大军“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严峻考验，战胜了常人所战胜不了的困难，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而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党的领导被削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这是被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她能够承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责任。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正是这个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力量，使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主张和行为，都会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因此，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小平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实现这个事业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创业的精神、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这些问题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别的组织、别的派别都不可能解决。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得出结论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二）根据形势的发展，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在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邓小平十分突出地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也提高不了党的威信。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方面看，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思想、作风、组织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纯，党的战斗力明显受到了削弱，党的威信下降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因此，需要改善党的领导。从现实方面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党面临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成这些新任务，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邓小平说：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现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支部队，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困难多了。比如经济工作，我们当然总还是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很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50年代又复杂得多。“党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表明，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必须着力解决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否则，党就无法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这是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包揽一切的状况，管了许多不该管的工作。这种状况妨碍并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还造成了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民主集中制遭破坏等种种弊端。有些情况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那时，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同敌人作战，而战争环境变化急剧，很需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历史证明，这种领导体制是当时所必需的，它为夺取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在复杂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如果继续沿用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就很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对此，邓小平做了深刻的总结。他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党政分开的根据和基本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一是明确了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这是实行党政分开的根据。他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党员，都无权强制群众接受你的意见。党的组织只能号召、吸引，用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党的这个那个主张。党组织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二是明确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和实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三是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他一再强调，执政的党要以法治国。这是实现党政分开，克服以党代政的重要保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努力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行事，并将它写进了十二大党章。这个规定，对于实现党政分开，正确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为党和国家具体实施党政分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行党政分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他说，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因此，前一阶段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第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最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的民主生活被践踏，个人专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对不同意见不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而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方法，这就使得正确的意见不能得到发表，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纠正。这是“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起并延续十年之久的重要的原因。而我们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的党内民主。所以，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不允许人家讲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党内鸦雀无声，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推进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大力扩大党内民主，坚决纠正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民主太少”的状况，倡导“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切实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和党委委员的权利，努力在党内创造一个鼓励讲实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