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邓小平对中英谈判应采取的策略又做了具体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1997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二是谈判日期要设限，以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邓小平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大师。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时当然也不例外。他对港澳两会代表谈完灵活策略后，又讲了谈判的一些原则。他强调，中英谈判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此外，“新界”租约不予延长。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中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的。
中英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2月18日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再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
12月19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
此次的会见已不同于上次，气氛显得热烈而友好。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笑容满面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表示完全赞同。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撒切尔夫人还特别说到：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再一次证明了邓小平外交战略的谋深计远。他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为用和平方式解决某些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一国两制”的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也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邓小平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了香港，又考虑到了英国的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了其他国家在香港投资和贸易的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创造了新的共同点。
总之，善于胸怀全局、掌控大势的邓小平，早已把香港问题摆在了一个精妙的位置，使这颗“东方明珠”成为内联祖国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经贸市场，打破祖国统一航道上坚冰的一着活棋。
（二）“澳门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
在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继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国政府同葡萄牙政府通过谈判而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不仅标志着我国人民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方面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而且也表明，澳门亦进入了“一国两制”的初步实践。
1979年2月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一直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这就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邓小平却认为，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很明显，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由于像香港这样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能由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得以解决，这就为澳门问题的解决了树立了实践性参照，积累了科学性经验，提供了可行性范例。可以说，中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了。
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在澳门同胞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澳门怎么办，一时成为澳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0天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人员。当澳门代表问到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时，邓小平说：“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影响其他。澳门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但它比香港早一点解决好，还是同香港同时解决，我们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进一步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时提到，现在我们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即现在需要在公开场合确认在移交澳门管辖权时不会影响投资，不会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邓小平当即表示，“双方友好商量，这些问题不难解决。”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让整个澳门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说明，解决澳门问题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愿望、历史的托付。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邓小平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执着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他反复强调，如果不在本世纪内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自动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英香港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不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那样剑拔弩张。由此使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首轮会谈是1986年6月3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的。对古诗有爱好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在开场白中就引用唐人刘禹锡的诗：“潮落江平未有风，同舟共济与君同”，隐喻中葡谈判将会在风平浪静的气氛中进行；并把中葡两国会谈比喻为同舟共济的伙伴之间的会谈，而非对手关系的谈判。事实上，中葡谈判确是在友好融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葡方早已宣布澳门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故在首轮谈判中就接触了实质问题，并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
在第二轮谈判中，周南又借用晋代画家顾消之喜欢从尾到头吃甘蔗的典故，形容会谈“渐入佳境”。在1986年10月中旬举行的第三轮会谈时，周南再度以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诗句，暗喻会谈会有突破。而葡方代表同样显得愉快、轻松，会谈之后表示“进展得相当顺利”。
双方代表不仅在会外处处表现得合拍、投契；三次会谈所发表的新闻公报，都强调会谈“友好融洽”，双方“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在第三轮会谈公报上就赫然写道：双方“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广泛一致”。可见，双方代表乐观态度、言词，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言之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