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国两制”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好途径
“一国两制”的策略，即坚持了香港、澳门主权回归祖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关系国家利益、民族意愿的原则性。同时，又允许和保证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久不变，保证这些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这不仅不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补充，这又是策略的灵活性。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好途径。
（一）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得很清楚：“一国两制”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或者说用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第一，尊重香港的历史实际。就香港来说，割占或以“租借”名义被霸占，都是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承认过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972年3月8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到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为止）届满日趋接近，英国方面希望了解我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切。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便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对于香港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一个集中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慎重对待及处理的。这就是：既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遗留的问题，总得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个时间，在条件成熟时，选择适当的时机，通过适当的方式及途径加以妥善的解决。这本身就是尊重香港的历史实际，包括尊重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当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国内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1997年这个期限的日益迫近，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也已成熟。这样，我国决定在1997年收回对香港地区的主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是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需要。而这也完全是充分考虑和尊重了香港的历史实际。
第二，尊重香港当今的客观实际。就香港来看，英国在香港统治了140多年，特别是近20余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迅速，并且由于它背靠祖国大陆，面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已成为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枢纽。就香港的地位而言：香港是亚洲的金融首府，也是世界上银行业务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成衣、玩具、收音机和手表的出口地区，名列世界二十大贸易国家、地区之中；香港有全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海运码头和全世界第三大国际航运业务；香港又是世界上第三大黄金市场，也是世界第三大钻石贸易中心；香港的生活水准列亚洲第二位，其公屋计划庞大，为世界之冠；香港还是世界第三大珠宝贸易市场。然而，香港的经济繁荣，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均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由于香港经济的繁荣，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远比大陆高，生活方式也与大陆不同。占香港居民98%的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爱国同胞是拥护收回香港主权的。但是，由于他们在“自由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一百多年，已习惯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因而希望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对于他们的这种意愿，我们应当给予充分尊重。如果想让香港同胞一下子抛弃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所说：“……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总之，对于历史形成的现实，应当加以照顾。尊重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尊重香港当今的客观实际。因此，在收复香港主权以后，应允许香港继续实行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变。“一国两制”就是尊重香港现实、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科学决策。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充分考虑了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状，是一个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和特殊的背景出发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战略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和通情达理的，这是妥善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一种最佳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崭新创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先后得到圆满解决的事实，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二）“‘一国两制’将对大家都有利”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除了是尊重香港、澳门的历史和客观实际，以便妥善解决香港、澳门这类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以外，还在于充分考虑到这一构想的实行，不仅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而且对香港、澳门人民十分有利，对全中国人民十分有利，对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也都是有利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将对大家都有利”。
第一，对香港、澳门人民有利。在政治上，它将促使香港、澳门人民回到祖国怀抱，摆脱那种孤悬海外、与祖国分离、依靠外国的不安定处境，也会使香港和澳门人民摆脱那种身处外国人管辖下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从而共同享有作为强大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主人翁的无上光荣，共同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在经济上，使香港和澳门可以背靠祖国大陆，取长补短，相互支援，在可靠的基础上稳定地得到发展，并可与祖国大陆携手共进，建设统一、富强的伟大祖国。随着香港、澳门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有所提高。同样，使香港和澳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与此相联系，香港、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不会降低，由于经济的继续发展，大陆内地的供应不仅更加充分，而且还将继续提高。
第二，对全中国人民十分有利。在政治上，它保证了香港、澳门问题用和平方式得以圆满解决，实现了和平统一祖国这一伟大任务，一洗中国人民蒙受了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并必将有力地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在经济上，香港长时间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其稳定和繁荣，将有利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从资本主义世界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科学，同时使我们的原材料和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此外，也便于国家团结海外华侨、外籍华人，沟通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往来，对国家的和平统一有利。澳门长时间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其稳定和繁荣，将同样十分有利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由于澳门比内地具有某些优势，内地支持澳门的发展，实质上也是发展了自己，可以互利互补，共同繁荣。归根到底，实行“一国两制”，共同发展，国家富强，于国于人民都有利。
第三，对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都有利。就香港来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2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科技、人才大量涌入香港，大大有利于香港经济的起飞。对欧美和东南亚等地的金融资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弹丸之地的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轻工业制造中心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中心，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世界性的经济特区”。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个“世界性的经济特区”的作用，无疑有利于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它可以使英国和各有关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得到照顾，世界各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在香港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继续进行，还可以通过香港这座特殊的“桥梁”，继续向中国投资，同中国搞贸易。将对世界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
澳门作为内地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窗口，同香港比较，可发挥其某些优势。如澳门也是一个实行自由经济的地区，税率比香港还低，而且毗邻珠海经济特区。外商纷纷投资澳门，并把澳门作为与内地进行经济交往的桥梁。再从今后长远的趋势来看，世界经济正在向太平洋地区发展，澳门被外商看中作为发展的基地。随着世界经济向太平洋东移，外商纷纷把澳门这个自由经济地区作为自己经济向东发展的一个基地，澳门在不久的将来，除了工业、贸易、旅游、金融、建筑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之外，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势必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样，澳门将成为对世界有吸引力的另一个良好的国际投资地区，这对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
（三）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
“一国两制”构想固然是在考虑到“港、澳、台”各个方面和对大家都有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也是立足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
毫无疑义，在邓小平所说的“‘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这句话中，自然也包括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一最大实际的考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导思想方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为此，实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的统一，可以使这些地区发挥经济优势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特殊地位，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共同为祖国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又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一国两制”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因为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所以提出“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祖国和平统一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现行社会制度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是不变。要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从根本上说“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总之，提出和实行“一国两制”，都是以中国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若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复存在，也就无“两制”可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所绝对不能答应的。
当然，我们强调在中国大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也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样，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把四项基本原则推行到“港、澳、台”地区去，那样也不符合提出和实行“一国两制”的本意。“一国两制”也无法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也不会在澳门这么做，同样，我们也并不要求四项基本原则进入台湾，也不用社会主义“统”台湾，而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把大陆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强加给“港、澳、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