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三世界中人口最多和国土最大的国家，虽然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经历相似，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繁重任务。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始终奉行团结合作，真诚援助，相互支持的友好政策，不断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加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更加重视中国，更加重视中国的国际影响，对中国寄予期望，并希望扩大同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因此，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潜力。在国际斗争中，完全可以争取到它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当前和今后时期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在谈到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原则时，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同时又强调，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不可能无所作为，“还是要有所作为”。而这个“有所作为”，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迄今仍然是“国际旧秩序”的受害者，受到“强权政治”和“强权经济”的巨大压力。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构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严重制约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同时，建立国际新秩序也是一场艰巨、持久的斗争，少数发达国家绝不会轻易放弃国际旧秩序。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和激烈的。单靠任何一个或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需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为此，邓小平主张：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增强自身实力；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走联合自强道路；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与第三世界国家协调立场，团结一致，争取对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有利的政策和平等地位，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斗争的发展。二是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活动方面相互支持。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十分尖锐。少数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并将经贸、投资和技术转让与人权挂钩，强行要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它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促进人权和民主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动这些权利和价值”。人权领域中的这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在维护和促进人权问题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相同的立场。我国认为，人权概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同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观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人权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具有不同历史传统或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人权的理解和实践也会有所差别。因此，不能也不应将某些国家的人权标准和模式绝对化，要世界所有国家遵照实行。如果把它们作为提供国际经济援助，以至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条件，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衡量和检验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主要标准，应该是看其政策和行动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解决人民温饱，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福利。近年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相互支持和配合，坚决抵制以人权为借口，借势整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今后，西方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攻击和干涉不会停止，中国仍然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权。三是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贸合作。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物质基础。鉴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都面临资金不足问题，相互之间经济合作不能只限于资金合作，而要寻求多种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坚持对外援助的八条原则基础上，还要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条原则，使这些原则成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还强调，根据自身能力对外提供援助仍然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对外援助以来，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岛国提供了各类援助新形势下，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援助更加注重对外援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三、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非洲地域辽阔，是世界第二大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非洲拥有58个主权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占有一半，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占了近1/3。自从20世纪50、60年代非洲掀起独立运动高潮以来，非洲始终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新中国诞生和一系列非洲国家宣告独立后，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携手奠定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实基础。进入80年代，中国依然重视非洲，维护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立场没有改变。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独立以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邓小平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强调，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外来干涉；支持他们外交上独立自主，通过和平方式政治解决存在的争端；支持他们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尊重他们自己作出的选择；鼓励他们抓住机遇，在保持地区和平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同时，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支持非洲国家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支持非洲国家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作出的不懈努力。邓小平强调，中国同非洲要携起手来，为改善南北关系，推动南南合作，最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
在邓小平对非工作思想指导下，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同撒哈拉以南的39个非洲国家有外交关系。1978年至1998年，有42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我国22位领导人先后对非洲国家进行了多次友好访问，为密切双边关系，推动互利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始终坚持“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合作的国家关系”，并就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非关系提出了五点原则主张：第一，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第二，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第三，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第四，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第五，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些深刻揭示中非友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全面阐述中国发展同非洲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主张，得到非洲领导人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普遍欢迎。2006年秋，在中非关系的发展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中非合作论坛又在北京圆满举行，会议硕果累累，为当前和今后中非关系的健康深入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同非洲一贯进行密切的磋商与合作。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是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1989年以来，许多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投票支持中国，为我们连续挫败西方反华提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发展中拉友好合作关系
拉丁美洲包括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口达5亿。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中拉关系逐步发展和扩大。并把中拉合作视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拉丁美洲虽距离遥远，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双方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有着许多共同点。作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增强本国经济科技实力、改善本国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对外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决，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都渴望和平，需要长期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都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同的处境、共同的利益和任务，是发展和加强中拉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实政治基础。中拉加强经济合作也有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中国和拉美都有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中拉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拉经济发展各具特色，产品、技术各具优势，双方在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积累的许多成功经验也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
邓小平亲自确定了我国与拉美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长期方针，使双方关系成为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邓小平强调，中国和拉美“有很多共同语言，双方的地位相同，面临的问题相同”，“有共同的处境，共同的经历，也有共同的认识”。他十分重视拉美在当代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多次提到“拉丁美洲世纪”，认为中国和拉美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邓小平还指出，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拉应该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共同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科技、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的友好往来频繁。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有40多位拉美国家总统、总理相继来华访问。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得到加强。中国和拉美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中拉经贸关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1992年起，中拉双边贸易额连年创历史最高纪录。1994年中拉双边贸易额为47亿美元，1995年超过50亿美元，1996年中拉贸易总额达60.3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拉美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中拉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五、进一步加强与中东地区的合作
邓小平非常重视中东的战略地位，关注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重视对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工作。几十年来，中国同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平衡发展。70年代末，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开始谋求通过和谈方式解决中东问题，邓小平当即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勇敢的一步”。他主张中东有关各方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态度，通过谈判谋求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并亲自做有关领导人的工作。我国提出对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各项决议为基础，遵循马德里和会确定的“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将中东和谈进行下去。二是认真履行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避免一切有碍中东和平进程的行动。三是摈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各国安全和人民正常生活应得到充分保障。四是随着和平进程的发展，加强地区经济合作。中东各国之间，包括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逐步建立相互信任，消除敌意，实现发展繁荣。五是国际社会有责任同中东有关各方一道，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力，中国愿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上述主张赢得了中东有关各方的信任和赞誉。我国还提出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四点建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加强对话，密切磋商；加强互利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加强相互支持，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1997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双方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中埃作为两个发展中国家，愿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为争取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差距，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我国同中东地区各国的双边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额到1997年达92亿美元。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较快。近年，我国同该地区的石油和石化项目合作也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