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诚地希望与中亚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承认中亚五国独立的国家之一。1992年1月，由外贸部长李岚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亚五国，分别与五国签署了建交公报及经贸协定等文件，并就互设商务处同五国换文。1994年4月，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应邀对乌、土、吉、哈四国进行访问，就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中国政府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这是中国政府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灵活体现。李鹏总理还针对各国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经贸关系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六点主张：即坚持平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合作形式要多样化；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中国向中亚国家提供少量经济援助是一种友谊的表示；发展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些主张受到中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普遍欢迎和赞许，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
（四）中韩关系得到积极的发展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方面，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1992年9月，即中韩两国建交仅一个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中国，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等4个协定，从而推动了中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94年3月，金泳三总统又访问了中国，两国政府签署了《防止双重征税协定》和《文化协定》，并就经济合作有关事宜达成协议。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和接触，对增进相互了解，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提出“要同稳定发展的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并认为：中国在下个世纪初将站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列，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对于韩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不仅是韩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两国具有保持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稳定与和平的共同利益，都是安全共同体的一员。
在经济方面，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在中、韩两国开始发展贸易关系的1979年，双方贸易额仅为1900万美元，但到1990年，双方贸易额猛增到37.02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1.6%。
事实表明，中韩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日趋平稳成熟的历史时期。
（五）中蒙关系进一步发展
蒙古是我国北方邻国，其东、南、西三面与我国接壤。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协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蒙关系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按照邓小平“不计恩怨”的外交方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蒙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经常化，两国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先后签订了《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人海洋和运输的协定》、《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以及教育与文化交流合作计划协定、条约等。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次，中蒙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两国的合资企业迅速增加，边境贸易不断扩大，目前已开放了12个季节性和固定边境口岸。近年来，中蒙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也在蓬勃发展。双方文艺团体、体育代表队、留学生、进修生、教师和专家频繁交往，互相在对方举办展览会和电影周，两国的群众团体也建立了直接联系，两国间的旅游和探亲也不断增多。
（六）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发展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同日本的世世代代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并多次向日本各界人士提出，要从长远战略来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以后，中日关系尽管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和制约，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取得了全面的发展，走向了新的阶段。
首先，在政治关系方面，近些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政策。日本内阁虽几经更迭，但也基本上保持了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两国之间各种级别、各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也相当频繁。除了高层互访外，中日之间还有多样化的对话交流机制，如中日部长级会议、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等都在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这些高层访问和对话机制，中日两国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本政治方向。
在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战略观点出发，寻求两国的共同利益，推进中日友好合作。邓小平认为，尽管冷战后国际环境和中日双边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但中日两国依然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新时期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一是中日两国在维护和促进东亚地区局势的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日两国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便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然而，在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仍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地区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柬埔寨和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的存在等，在稳定东亚局势方面，虽然美俄两个大国有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突出。同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要单独挑大梁也是力不从心的。只有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行有效的合作，才能促使东亚的地区性冲突朝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使整个东亚的局势趋向稳定。二是在对付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方面，中日两国有着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合作愿望。90年代以来，西欧、北美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取得重大进展，形成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大经济集团。西欧、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的建立和发展，对以美欧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亚洲国家形成严峻挑战。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加强合作，联合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不同，建立类似西欧、北美那样的大一统经济实体较为困难，但发展毗邻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圈却是可行的。在这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国有着广阔的合作领域。三是中日两国要实现彼此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互相需要、互相借重。在日本看来，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经济失败，就可能发生动乱，这样会动摇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从而破坏日本在该地区的市场，而日本未来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市场。而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创造有利的现代化建设的周边环境，还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意义上说，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是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的。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放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已成为中国外贸稳定的第一伙伴。随着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贸易额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两国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长期的国策”，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一长期友好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坚持把反霸条款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中，他明确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他在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指出：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是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邓小平在同福田首相的会谈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条约签订的意义，很可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想。
在坚持中日友好大局的同时，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正确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在谈到历史时曾经严正指出：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50年。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他指出，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小平主张要全面看待历史，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邓小平主张以史为鉴，同时又主张积极向前看。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日本曾经侵占台湾50年，把台湾当做“不沉的航空母舰”。中日建交后，日方承诺要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但日本仍有人不断企图插手和干涉台湾问题。对此，邓小平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日本仍有一部分人对台湾不死心，还想做殖民主义的美梦，要敦促日本政府严格遵守建交公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处理好台湾问题。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邓小平指出，钓鱼岛属我固有领土的大前提不可改变，但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待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以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作了如下阐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放不要紧。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想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正是邓小平的眼光和智慧，使中日关系得以健康发展。
其次，在经济领域，中日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发展。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1995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25%，达57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当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近58倍。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在政府间资金合作方面，自1979年以来，日本分批对华提供政府贷款。中日科技合作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91-1995年中国和日本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927个，合同总金额64.0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引进技术总额的22%。
在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方面，双方关系也有明显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到1995年，共派赴日留学生4万余人，友好城市已达170对。1995年双方人员往来140余万人，是90年代初的3倍。这些都反映出中日关系的发展日益深入和广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