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朝儒学更盛，实行“唯儒一家，别无他教”的文化政策。1803年，建国学堂于京城顺化之西，设督学于各营镇，规定8岁以上入小学，次及《孝经》、《忠经》；12岁以上先读《论语》、《孟子》，次及《中庸》、《学记》；15岁以上先读《诗》、《书》，次及《易》、《礼》、《春秋》，旁及子史。明命（1820～1840年位）、嗣德（1848～1883年在位）二帝皆崇尚儒学，效法清代典章制度。1821年，明命帝设国子监。1824年，又设集善堂，作为皇家子弟研习经典的场所，《易经》是必修科目。1835年，命帝将四书五经及《小学集注》各50部颁予国子监。次年，将四书五经及《四书人物备要》1170部颁予国子监和各省学1846年，绍治帝命河内等地大量刻版印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黎朝易学家黎贵淳著有《易经肤说》，阮朝易学家汝伯任著有《易系解说》，潘佩珠著有《易学注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兵征服朝鲜，朝鲜开始接受汉朝统治，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人。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王朝，在小兽林王二年（372）开始设立中国式的太学制度，以五经和前四史等为基本教材，成绩优异者可获五经博士头衔，主要招收贵族子弟，以培养国家官吏为目的。另外，在各地有地方教育机构扃堂，也以五经和前四史等为基本教材。百济王朝也在384年建立了太学，后又请唐朝人来讲学，或派人去唐朝学习。640年，高句丽、百济、新罗派遣子弟到唐朝学习。新罗王朝在651年设立了中国式的博士官制度，用来选拔官吏。682年，仿照唐朝的教育制度正式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负责贵族及其子弟的教育和官员的培养。717年，仿照中国的祭孔制度，正式把孔子及其十大弟子作为圣人来祭拜，并开始派遣学问僧和遣唐使来华求学。到了景德王时代，又改国学制度为太学国学制度，分为三科：
第一科用《礼记》、《周易》，第二科用《左传》、《毛诗》，第三科用《尚书》、《文选》，三科又皆以《论语》和《孝经》为教材。
78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821年以后，有的新罗留学生在唐朝科考及第。840年，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竟然有105人之多。958年，王氏高丽王朝第四代王光宗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分为制述、明经、明书、咒禁等科，其中制述和明经两科是晋升高级官吏必须通过的，考试内容以儒学为主。官至宰相的“海东孔子”崔冲（984～1068），退休后创办了古代朝鲜的第一家私学——九斋学堂，授以九经、三史。1109年，王氏高丽王朝于国学置七斋，专门研习中国经典，《周易》日丽泽。1116年，在宫内实行讲学制度，多次以《易经》为主讲内容。1123年后，在讲学中出现了对立的易学学派，代表人物是开京派的义理易学家金富轼和西京派的象数易学家尹彦颐。1290年，朱子学说传人古代朝鲜后，又出现了程朱理学派的易学家。禹倬、金叔滋等以研习朱子易学著称，李穑（1328～1396）、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37～1398）等以研究程颐易学闻名。此后易学家不断涌现，如权阳村（1352～1409）、郑自英、宏弼、金安国等。1458年，李朝世祖在国子监制定了九斋学规制度，九斋取四书五经之数，每斋学一部经典，以《易经》为最难，定位为最高的第九斋。世祖本人尤其重视《易经》，亲定《周易口诀》。1489年，李朝颁布五经等书于诸道。易学研究逐渐走向兴盛，出现了许多著名易学家，如李球、李退溪（1501～1570）、李栗谷（1536～1584）、郑秋峦、旅轩、安顺庵、成研经斋、丁茶山（1762～1836）、金阮堂（1786～1856）等，他们或宗朱子，或宗程颐，或宗王阳明，皆有易学著作传世。金阮堂来华时曾经拜谒过清代经学家翁方纲和阮元，特别重视《易经》和《礼记》，以为《易》非卜筮之书，只是关于人事改过变通之书，并说：“为学之道，不必分汉宋之界，不必较郑王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户，但平心静气，博学笃行，专主实事求是一语行之可矣。”①现代韩国则有朴钟鸿、金敬琢、金益洙、柳正基、李家源、李鸿镇、李建昌、金弼洙、赵壮衍、崔英辰、林亨锡等易学学者。1984年，汉城举办了首届国际易学大会，影响很大。
以《易》为代表的阴阳学说，日本人称为阴阳道，它对日本社会、文化、学术的影响非常深远。日本古代的神话多与《易经》有密切的思想关联。285年，朝鲜儒学博士王仁到日本，以各种经典教育太子。早在此前，日本太子的老师阿直岐“亦能读经典”。513年，朝鲜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514或516年，以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到日本替换段杨尔。553年，钦明天；皇命朝鲜定期向日本派遣精通易学、历法学和中医学博士。55年，朝鲜派五经博士柳贵、《易经》博士王保孙到日本教易学。
603年，推古天皇的摄政、“给日本文化开新纪元的人”圣德太子（574～622）制定了十二阶冠位制；次年，他又主持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在在显示出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和对中国文化的信仰。607年，日本组成以小野妹子为正使的第二批遣使团，僧人曼奉圣德太子之命随团赴华，在中国留学24年，研习佛经和阴阳学说，回国后，便为日后推行大化革新的主人物中臣镰足等讲授《周易》。645年，日本根据中国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唐朝的体制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其主要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8年，日本开始正式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仿照唐代设置太学和祭孔制度，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科目，以《易经》等为选修科目，中国式的太学和祭孔制度从此正式传人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年），将《大宝律令》修订为《养老律令》，孝谦天皇宝字元年（757年）正式实行。依此，日本在中央设大学寮，内设明经、纪传、明法、算学四道，以明经为主，各地设国学，所学教材和唐朝一样，分为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而《孝经》、《论语》则须兼通。《易经》的地位由此日益凸显，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630年至894年，日本一共派出15批遣唐使，他们从中国带回了大量典籍，据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统计，大约在宽平年间（887～897），日本所藏《易》类典籍就有33部177卷。1464年，日本采用朝鲜的九斋学堂制度，以《易经》为最难，定位为第九斋。这些都为日本易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古代日本曾经多次在皇宫实行讲学制度，常以《易经》为讲学内容，并常以易学术语作为年号。例如，869年祭孔之后，天皇在宫内听讲《易经》，然后题“鸣鹤在阴”1923年，为庆祝皇太子诞生，藤原元方、大江千古在宫内连续讲《易》七天；1007年，为庆祝皇太子诞生，藤原广业、大江举周、中原致时在宫内颂读《易经》乾卦等；1078年祭孔之后，以《易经》为本进行题诗；1097年改年号为承德，典出《易传·蛊·象》“干父用誉，承以德也”；1324年改年号为正中，典出《易传·乾·文言》“龙德而正中者也”；1381年，天皇召见足利义满等问《易》；1693至1700年间，一共进行了240次易学系列讲座，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教材，听众每次约600人左右，东山天皇亲自参加到讲师的行列中，成为“东西方易学史上的特例”。直到近现代，这种讲学制度仍然有所保留。
桃山时代以后，日本易学日益走向兴盛，有影响的易学家层出不穷，在易学研究上走在了朝鲜的前面。藤原惺窝（1561～1615）是日本承前启后的易学大师，主攻朱熹易学，是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著述颇丰，为日本当时的权臣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所赏识。其后，松永尺五（1592～1657）、林罗山（1595～1648）、林春斋、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三翰希贤、浅见纲斋、伊藤仁斋（1627～1705）、室鸠巢（1658～1734）、原篁洲（1659～1706）、三轮执斋（1669一1744）、伊藤东涯（1670～1736）、伊藤兰蜗、伊藤东所、芥川丹邱、新井白蛾、井上鹤洲、片冈如圭、太田锦城、海保渔村、片山兼山（1730～1782）、中井履轩（1732～1816）、土肥鹿鸣、松井罗洲、佐藤一斋（1772～1859）等，在易学上均有所建树。就其大体而言，从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易学一方面以朱子易学为中心，另一方面，汉代象数易学也具有相当规模，并结合占术有所风行。明治时代（1867～1912）甚至有“不知《易》者不得入阁”之说。清代编纂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还收有日本易学家山井鼎撰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含《周易考文补遗》十卷。
现代日本易学更加硕果累累，易学论著在20世纪竟然有两百余种。1900年，远藤隆吉出版了《支那哲学史》，提出：“历代时国哲学中不体现《易》哲学的哲学体系是不存在的。”日文《经》以高田真治（1893～1975）和本田济的两个注解本较为通根本通明、诸桥辙次（1883～1982）、武内义雄（1886～1966）、口田司郎、藤村与六、北村泽吉、户田丰三郎（1905～1973）、东光、赤蟓忠（1913～1983）、铃木由次郎、麓保孝、内藤觑次郎、吉野裕子、高田淳、今井字三郎、小泽文四郎、山雄、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池田知久、前川捷三、伊藤伦厚等，皆有易学论著。他们注重用西方文化来治易学，有些成果值得借鉴。
国移民的逐渐增多，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才日益广泛，《周易》的传播和研究比较薄弱。尽管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也较早，但由于交流焦点在佛教，所以《周易》在印度的传播和研究也很薄弱。
2.《周易》在西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
《周易》在西方的传播则要晚得多。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来华，多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任职，由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中国当时的物质文明现状，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知之甚少，几无一语道及。
西方人最初对《周易》感兴趣的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以多种形式把《周易》介绍到西方。1604年，作为西方第一个汉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开始收藏中国典籍。作为“欧洲汉学家的始祖”，“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正面地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个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3年来华后，与当时著名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日华、邹天际、冯时可、李贽、程大钧等结交，勤奋研习中国经典，并在他的《中国札记》中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四书五经。葡萄牙人曾德昭（P.A.de Semedo，1585—1658）在其《大中国志》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四书五经，所以有学者认为，他“是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人”。他还最早注意到北宋新儒家对《易经》的研究，认为北宋新儒家正是通过对《易经》的解释来恢复他们所谓的“道统”。
西方人最先翻译《周易》的，当推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las Trigauh，1577—1628）。他的拉丁文译本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是《易经》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可惜已佚失。1658年，意大利人卫匡国（M.Martini，1614—1661）在其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中认为，《易经》最早的作者是伏羲，并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八卦、六十四卦等《易经》基本内容及六十四卦图。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Couplet，1623～1693）与意大利人殷铎泽（P.Intorcetta，1625—1676）、鲁日满（F.de Rougemont，1624～1676）、奥地利人恩理格（c.Herdricht，1625—1684）、葡萄牙人郭纳德（Ide Costa，又译郭纳爵，1599～1666）等在华传教士用拉丁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哲人孔子》，其汉文书名是《西文四书直解》，其中引用了《易传》“易有太极”一语，指出太极在孔子那里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而在宋朝新儒家那里，太极成了万物之本根，内附《周易》六十四卦及意义的介绍。1688、1691年，该书分别由法国人萨武雷（P.Savouret）和英国人泰勒（R.Taylor）出版了法文、英文的改编本，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