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易与现代文化(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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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导论 《周易》的现代反思(2)

“筮”即占筮,指用《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一类的操作方法揲蓍求卦,再以《易经》推断人事吉凶。“卜”即龟卜,指用龟骨或兽骨钻孔火烤后出现的兆纹判定人事吉凶。“卜”的化高度垄断的时期,卜筮是一种用来决定国家大事的重要政治形式,是一种由极少数人(太卜等)操纵的至为神圣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古人赖以沟通天人、指导人事的重要方式,是统治阶巍级用以教化民众,“神道设教”、“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

《易经》是中华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对宇宙人生丰富体验的历史结晶,因而可以用来指导人事,启迪人生;是一个由复杂的象数符号系统和古奥的语言符号系统共同构成的理论体系,因而可以用来锻炼思维,益人神智。因此,正如朱熹指出:“《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我们绝不能认为《周易》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卜筮之书。因为《易经》在用于卜筮的同时就已经在发挥着沟通天人、指导人事、锻炼思维、道德教化、启迪人生的巨大作用,而且这些“额外”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日益凸显,加之《易传》从哲学的高度对《易经》予以全面阐扬,汉武帝后学者逐渐将它置于“五经之首”而大力推广,遂使《易经》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的影响日益加剧,《易经》本身也就随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经典,成为中国传统的百科全书,成为哲学名著,成为思维工具书,成为历史文献,成为道德规范,成为人生指南,成为全人类“辩证法的源头”,成为“性命之书”,成为“拨乱反正之书”,成为“一部以巫术文化为背景的决策管理之书”……

总之,《易经》“如大明镜”(杭辛斋语),是“宇宙代数学” (冯友兰语),是“神秘的殿堂”(郭沫若语),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梁漱溟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典籍” (张岱年语),每个人都能从《易经》中获得无穷的财富和永恒的启迪,每件事都能从《易经》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和智慧的指导。

关于《易传》的性质,则没有太大分歧。一般都认为《易经》是一组有相当深度的哲学作品。不过《易传》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部独立的哲学作品,而是以阐发《易经》的丰富内涵为宗旨,由许多人在很长时期中完成的一组哲学作品。《易传》中有许多思想内容是与《易经》直接相关或从中直接引申的,如揲蓍求卦的筮法,发挥卦爻辞的意蕴,阴阳互补、变易日新的朴素辩证思想,以乾坤为本的宇宙论学说,以及有关政治、道德、人生等方面的许多主张。

当然,《易传》中也有一些思想命题是具有创造性的独特见解,如太极生两仪的宇宙论学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主体性智慧,“顺乎天而应乎人”、“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的行为准则,“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想,“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谨慎戒惧、敬畏无妄的敬慎态度,“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刚健中正”、“含弘光大”的道德准则,“乐天知命”、“顺天休命”的人生哲学,“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理想人格,……正是这些深邃的思想和对宇宙人生的独到领悟,才使《易传》成为一部备受推崇的哲学著作。

关于《易传》的学派性质,传统及现代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儒家经典。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易传》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儒家后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传统上一直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现代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它是儒家作品,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是以儒家经典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并长期雄踞儒家群经之从思想史的高度来看,《易传》发扬光大了孔子的人道思想,了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以太极生两仪的宇宙论和“一一阳之谓道”的形上学,为儒家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成为整个儒家最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堪称代表儒家哲学之最高巅峰成就;从思想内容来看,《易传》的核心内容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主体性智慧,“立人之道日仁与义”的道德准则,“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世界观,阳尊阴卑、“乾坤并建”的鲜明思想倾向,……这些显然都是儒家典型性格的具体表现,而与“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柔弱胜刚强”、“清静为天下正”等崇尚柔弱无为、清静退让的道家思想品格大相径庭,与讲“天志”、“明鬼”的墨家,主张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法家,讲天人感应并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阴阳家,讲逻辑、容易陷入诡辩,提出“白马非马”的名家,以及讲以农为本的农家等,也都迥异其趣。

近年来,陈鼓应先生等学者对《易传》为儒家之作的传统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这种说法新颖独特,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总之,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我们可作如下结论:《易经》起初是一部占筮之书,但由于占筮在文化垄断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遂使《易经》逐渐演变为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经典和百科全书;《易传》是以阐发《易经》深义为宗旨,由许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的一组特殊哲学作品,它非儒非道,亦儒亦道,包含着一种融汇儒道各家思想精华的新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以占筮为源头活水和外在形式的特殊典籍和哲学巨著,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经典。

三、易学源流及学派

自从卜筮起源、《易经》形成,易学发展至今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其间易学学派林立,著作浩繁,各具风采,气象万方。

一般来说,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象数学派主要从卦爻象及其所象征的物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的角度研究易学,着力探索易学象数符号系统的本质、机制、应用等问题;义理学派主要从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在意蕴的角度研究易学,着重阐发易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哲理。

易学史可分为先秦、汉易、晋唐、宋易、清代、近现代六大阶段。

先秦时期,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已经形成。孔子早就说道: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在研究《易经》时要“观其德义”,明显是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而与孔子“同途而殊归”的史巫则是象数学派中人。实际上,在孔子之前相当长的时期,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同途而殊归”已经成为事实。《左传》《国语》中的绝大多数史巫属象数学派,子夏(约公元前507420)、商瞿、子弓、子思(公元前483一前402)、孟子(公元390~前305)、苟子、《易传》和帛书《易传》的绝大多数作《乐记》的作者属义理学派。

秦始皇焚书,《周易》以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继续传绝。到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昌学,由此逐渐尊《易经》为五经之首,使易学大盛。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记载,汉代易学皆本于齐人田何。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项生等,王同77~前37)。京房易学有很大创新,后发展为占术,与田何系统的易学不同。施、孟、梁丘、京四家皆立于学官,是为西汉官方易学,属今文经学,多为象数学派代表,尤以孟、京的卦气影响最大。所谓卦气说,就是以《周易》卦象解释一年气候和自然现象变化的易学理论,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而形成的一个自然哲学体系。西汉民间易学以费直和高相为代表,费传于王璜,高传于子高康、毋将永,属古文经学、义理学派。

西汉末年,由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倾向发展出谶纬之学,遂有《易纬》产生,将象数易学神学化。扬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不满于孟喜、京房及《易纬》对《周易》的神秘化阐释,另辟蹊径,仿《周易》而作《太玄》,对西汉易学作了一次总结,为卦气说等象数易学提供了哲学依据。

到东汉,范升传梁丘易,传于杨政。而陈元、郑众(?~公元83)等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传费氏易,兼取孟喜、京房,又传于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128~192)作《易传》,都属费氏易传统。从此,费氏易大兴而京氏易渐衰。然治费氏易者也受到京氏易及《易纬》的影响。曹魏时期的王肃(195—256)主费氏易而斥京氏易,他注解《易经》重视义理,语言简明,成为王弼易学之先驱。同时代的孙吴虞翻(164~233)在京房、苟爽的基础上提出许多解易新体例,将卦气说引向卦变说,是为汉代象数易学又一高峰。

另外,汉代易学除上述儒家系统外,还有道家黄老系统,西汉的刘安(公元前179~前122)、严君平、东汉的魏伯阳为其代表,前两位为义理学派,后者为象数学派。魏氏的《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将卦气说与道教的炼丹术相结合,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程序,成为道教易学的开山之作,号称“万古丹经王”。

魏晋至隋唐是易学主流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大变革时期。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226~249)首开先河,抛弃汉代象数易学,继承费直、王肃易学,合参老庄而作《周易注》,义理易学为之大畅。晋人韩康伯(332~380)为王弼未注的《易传》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作注,从义理的高度进一步发展了王弼易学,遂使王弼易学独冠古今,汉代象数易学随之日益衰微。王韩易学有严重的玄学化倾向,使《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为“三玄”。这一时期,还有何晏(190~249)、钟会(225~264)、向秀(约227~272)、阮籍(210~263)、苟粲(约209~238)、庾阐、萧衍(464—549)、周弘正(或作周宏正,496~574)、张讥、卢景裕等人宣扬玄学派易学。同时,苟融、管辂(208~256)、郭璞(276~324)、孙盛(306—378)、干宝等又认同汉易传统,反对玄学派易学。两派互相攻驳,各有主张,旧称郑(玄)王(弼)之争。南北朝时,郑王之争虽然仍在继续,北方尊郑易,江南崇王学,但已同时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为唐代易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隋唐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两部融汇官人易学成果的名著,即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前者采王韩《周易注》,并在兼容其他各派易学成果的基础上对它作了进一步解释,成为唐代官方易学。后者则推崇学,主要是汇集汉易系统如郑玄、虞翻、荀爽、干宝等三十余的《周易》注释,对王韩易学也有收录。僧一行(683~72)崔憬、史徵(或作史)等亦各有建树。此外,佛道学者也有援引易学解说其教义,如宗密(780~841)、李通玄(633~730)等援引易学来阐发佛教经典,属佛教易学;《道藏·洞玄部》中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则以太极为天地之大本,属道教北宋,易学又进入新的鼎盛阶段,史称宋易,并一直延续到朝初年。宋易是宋学的组成部分。宋学是推崇儒家、融汇佛道的宋明儒者对儒家经典不重训诂而主阐发义理的新学派,与重训诂、考据的汉学相区别。北宋易学中的理学派有胡瑗(993~059)、石介(1005~1045)、李觏(1009~1059)、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程颐(1033~1107),程作《伊川易传》;象学派有陈抟(?~989)、种放(956—1015)、穆修(979~1032)、刘牧、李之才(?~1045)、周敦颐(1017~1073),周则兼讲义理,作《太极图说》,论述宇宙生成过程,为儒家人伦学说提供了世界观基础;数学派有邵雍(101 1~1077),创先天学;气学派有张载(1020~1077),作《横渠易说》和《正蒙》;苏轼(1036~1101)解《易》,多主义理,切近人事,间引佛禅,作《东坡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