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易与现代文化(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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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智慧(4)

当前在世界各国,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大变革国家,建立一整套严明有效的法律体系,以达到“遏恶扬善”的目的,仍然是一个相当紧迫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在执行法律尤其是实施重刑时,要慎之又慎,小心从事,防止造成冤假错案;还要兼重道德教化,对能够接受教育、决心弃恶从善的人实行宽大处理。

《周易》的法制建设思想不仅对社会政治管理有借鉴意义,而且对经济管理同样具有启发价值。

在物欲横流、金钱摇身变为“上帝”的时期,经济犯罪成社会的最大祸害,这就使加强经济管理,减少经济犯罪成为迫与谚的需要,要求我们建立一套严密的经济法规,并辅以正确的舆引导,以减少此类犯罪。

具体到企业管理领域,也应健全奖惩制度,并严格实施,以达到“遏恶扬善”、严明纪律的目的。尽管那种无情严惩型的管模式不为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所接受,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要严严格规章了,那样只能造成“老实人吃亏,奸猾者得的反常现象,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而只有严明纪律,严格规章,恶惩善劝,才能使职员安分工作,积极进取。

“遏恶扬善”实质上就是要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去激励工作。“遏恶”就是要严惩违章违纪行为,不留余地,不徇私情。

扬善”就是要大力表扬先进,树立楷模。这是正反结合、相反相成的激励行为。

而激励原理在现代管理学中是一项重要原理,它导源于组织行为学的一个著名公式:绩效=能力×激励。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决定于其个人能力和激励水平两个因素,在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激励水平的高低将决定其工作成绩的大小。激励分自我激励和外来激励,这里主要指后者。

可见,“遏恶扬善”的激励措施在管理中是多么重要。“经营之神”、“日本电子工业之父”松下幸之助,曾为了仅有的一次上班迟到10分钟,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八位领导处以减薪的惩罚,引起强烈的良好反响,激励了职员的自觉性、积极性,塑造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这种“遏恶扬善”的激励措施适用于各个管理领域。它的广泛应用,无疑将会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人们乐于将自己的才智全部奉献出来。

在中国,民为邦本、政在民心的民本思想,一直是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大学》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个个震撼人心的光辉命题,奠定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坚实基础。《苟子·王制》对民本思想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很好地说明了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经典,同样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易传·象·泰》日: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就是说,统治者(尤其最高统治者)要充分运用自然规律进行管理,以使万物众生各得其所,以此帮助辅佐人民安居乐业。

可见,《周易》认为君只是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君要努力辅佐佑助百姓幸福生活,而不要极力搜刮民脂民膏。这也就是《苟子·大略》说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深意所在。

《易传·文言·乾》日:“居上位而不骄”;《易传·象·乾》日:“天德不可为首”。这是说,领导者不可自以为居高位而骄纵放肆,自以为是。否则,就只能导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的孤寡人下场。

《周易》认为,领导者要平易近人,“以贵下贱”,才会大得民心,受人拥戴;要“省方观民”,体恤民情,才会上下相亲,“天下和平”;要“损上益下”,博施济众,才会使人安居乐业,“民说无疆”;要以身作则,“说以先民”,才会使人竭力效忠,不惜牺牲;要泽及四海,“以继明照于四方”,才会国民安,“其道大光”;要“容保民无疆”,心怀万邦,才会成为“万夫之望”,治天下如运诸掌上。这些闪光思想对现代管理的个领域仍有其重大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学习、借鉴。

毋庸讳言,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但其内含的一个重要而珍贵的价值观念却不能因此而被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人人有贵于己者”的“天爵”、“良贵”思想,和《易传·象·大过》的“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都对人格尊严、人的内在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这与其民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现代人所提倡和向往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什么民本思想。我们研究民本思想,当然不是要现代人重新拾起民本思想的沉重历史包袱,而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历史不能隔断,传统无法抛弃,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以扬弃传统为前提的;民本思想固然不是民主自由,但民本思想是民主自由的必要历史前奏;如果没有这个前奏,民主自由这个令人振奋的壮丽乐章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民本思想与民主自由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有着大相径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从民本思想到民主自由还需要经历艰巨的革故鼎新过程,这便是我们所面l临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入研究民本思想,奋勇实现民主自由。

我国领导人很早就提出,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这些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指导方针,在一段时期内密切了干群关系,推动了革命和建设进程。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官僚主义歪风又开始在神州大地猖狂肆虐,连芝麻大的官都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视百姓为草芥;他们人浮于事,拖拉推诿,一派衙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肆意违法乱纪,以至于造成干群关系极其紧张,人民大众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的局面。但愿“反腐肃贪”能尽快取得实效,“勤政廉政”迅速蔚为风气。否则,照此下去,难免断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程!

在经济管理领域,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消费者就是上帝,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业务范围从通用电子产品到电视网络,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不管生产什么,每百万件产品中只能有3.4件次品。正因为如此注重产品质量,所以才使其在2007年度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中高居榜首。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境界

道家学说认为,在社会管理中,“无为而治”乃是最为理想的境界。而“无为而治”这一术语则出自《论语》这一部儒家经典。“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为的最高表现,“无为”是为了达到“无不为”的化境。所谓“无为而治”,就是说,由于管理者具有极高的领导艺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非常清闲,并没有太多作为,但是他所管理的组织却井然有序,兴旺发达。

在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主要导源于老子。老子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成万物而不占有,有所作为而不自傲,任物成长而不主宰。老子进而主张,“道”是自然无为的,却成就了仪态万方的宇宙万物;人也应效法“道”之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顺从自然规律,不可任性妄为;具体到社会管理中,也应努力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水平,因“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只有善于无为、菇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

无为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就连主张弘毅进取、刚健有为的儒家,也有鲜明的无为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认为,天连一句话都不说,而成就了天下万物,人也应效法天的这种无为境界。《孟子·公孙丑上》样是把无为而无不为看作政治管理及人生的最高境界。

与老子、孔子、孟子等一样,《周易》也主张无为是最高境界。《易传·系辞下》日: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是居于首位的两卦,“乾”象征天,“坤”象征地,天地无为,任物自然,而天下欣欣向荣,万物顺利发展。黄帝、尧、舜效法天地的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遂使国泰民安,天下协和。

《易传·说卦》日: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离,是八卦或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太阳、光明、南方,圣人稳居高位,无为而治,“南面而听天下”,如同太阳普照万物,宇宙一片光明,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管理中,面临环境纷繁复杂,各种环节千头万绪,管理者(尤其是最高管理者)如果不能高瞻远瞩,把握全局,有所不为,无为而治,而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那就难免陷入繁杂琐事而不可自拔,使自己疲于奔命,最后却是出力不讨好,把事情搞糟。

我国领导人提出,要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政治管理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现代的应用。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有所为;因此,有所不为是实现有所为的必要选择,无为实质上是有为的最高境界,它须以有为为坚实后盾和最高目标。

在经济管理领域,目前世界通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权的企业制度,也可以看作是无为而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前述福特公司在1930年左右的衰败即与其总裁亨利·福特大权独揽的家长制作风有很大关系。美国经济竞争力高居世界第一的一大原因,是许多企业成立“小组”,下放权力,企业最高管理人员便可以摆脱琐事,对全局大事进行有效操纵。

可见,“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无不为”等中国古代的无为思想,在现代仍有用武之地,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