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氏圆图是明朝中期来知德在其《周易集注》中所附的一个图。来氏研究《周易》，颇有心得，并自视极高，他在圆图注文中说：“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我矣。”他可能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已是阴阳剖判，四象分定，不足以象征阴阳未分的太极元气，故在赵为谦的天地自然之图的中心加了一个空心圆，以象征太极，并去掉象征少阴少阳的阴阳鱼眼，从而创绘成来氏圆图。来氏圆图影响很小，这是由于它破坏了阴阳鱼太极图所具有的那种完美的动态平衡，而且难以与八卦及自然现象相吻合。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的天人观
盘古开天辟地这一流传很广的动人神话，大约与《尚书·吕刑》所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所谓“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类始祖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教义一样，在本质上描述的是人类远古时期的一种朴素的天人观。在这一时期，人已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使他不仅认识到了身外的美丽大自然（天、地）及那个神秘莫测的超越存在（神），而且认识到人是与这天、地、神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独立的存在，他可以自作主宰，与神可以相敬如宾而不相侵渎，与天地万物可以和睦相处而并育同长。这表明人类始祖已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潇洒自信却又谨慎戒惧地走出来了。从此，人便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重返自然的辉煌历程，开始了创造人类文明的伟大壮举。
中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约公元前145一前86）在他那篇饱蘸尘世辛酸血泪的旷世奇文《报任安书》中，谈到《史记》的述原委时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其中关键便是“究天人之际”，它不仅仅是太史公撰写《史记》的主要宗旨，而且是中国文化凯歌前进的伟大动力，同时更是类一切学问之核心主题，文明全部成就之最高标的。北宋大家邵雍就此指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现代学者庞朴也说：“广义地说，一切学问都是天人之学。”我们通常论及天人观时，一般是在狭义上用它，即在哲学的更进一步把握天、人。哲学意义上的天人观主要有以下内容：
（1）人在宇宙万物（天）中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价值？是高于一般事物还是如同草芥禽兽？（2）人与自然（天）客观上是什关系？是相互影响还是彼此无关？（3）人在自然面前应采取什么么态度？是刚健有为还是柔顺无为？（4）人对自然应采取什么行为方式？是节制利用还是一味征服？（5）人与天理想上应是什么关系？是和谐融洽还是二元对立？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以至天人相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形成了不同性格的哲学体系、民族精神以及传统文化。
天人观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人合一观，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哲学的主流所力倡；一种是天人相分观，又有人叫天人相争观或主客二分观，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等西方哲学的主流所主张。现代学者张世英以“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作为“中西文化思想传统之首要区别”。余英时认为，中西文化的特点分别为内在超越、外在超越。这种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多数人的看法。它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仍然是一种有启发意义的思想。
一、中国天人观论略
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中，“天”的意义是非常复杂、难以把握的。按照冯友兰的界定，“天”“至少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天帝、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天然）、“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天理）。天人观也就相应地赋有了相当丰富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人观中，天人合一思潮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夏商两代盛行的祭祀、卜筮活动的思想依据便是天人相通。
及至西周时期，天人相通思想更加日益鲜明。《尚书·洪范》日：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意思是说，上天荫护安定下民，使其和睦安居……上天就赐给禹九种大法，治国大道由此奠定。
《诗经·大雅·熏民》日：
天生罴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就是说，天生众民，有其物质基础和内在法则，众民秉受有常，天性爱好美德。
《尚书·泰誓》日：
天佑下民……天矜于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这是说，上天保佑、怜爱、施惠于人民，君王又崇奉、顺从上天旨意。这些天佑人、人禀天、人奉天的天人相通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潮的萌芽形态。这时的“天”主要是“主宰之天”，同时也含有“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之意。
春秋时期，随着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郑国的子产说：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认为人类社会的礼乐制度是符合天理、天经地义的。
越国的范蠡则说：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天因人，圣人因天……夫人事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主张天、地、人均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成功。
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儒家创立者孔子相信“天生德于予”，并颂扬尧帝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其中含有天人合一思想。到战国时期，孟子和庄子分别提出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系统碴化的天人合一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他把天道、物性、人心贯通起来，指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认为只要通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身养性的积极锻炼，从而识得物性、体证天道，就会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心身与万物一体的理想人生境界。庄子主张完全弃绝人事，一切顺从自然，以达到与天冥合为一的超然胜境，即他所说的“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与天为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苟子同样主张天人合一，他说：
“明参日用，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今使涂之入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西汉大哲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则适应时代需要，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较为精致的理论依据。他提出：
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
认为人本于天，人副天数，天人相类，同类相感，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感应，可以互相影响。于是，他提出了“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受到原始宗教、阴阳家的重大影响，较之子产、范蠡、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限制君权因至高无上而导致无限滥用，也只好如此。它助长了不久便盛极一时的谶纬迷信，受到东汉哲学大师王充（27～约97）的猛烈抨击。王充认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天与人俱禀元气，有其统一的物质基础，但人并不能感动天地。
至魏晋时代，玄风大畅，天人合一思想也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玄妙的光环，并且与孟子、庄子一脉相承，更表现为一种理想人生极境。如王弼的“圣人体无”；阮籍（210～263）的“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嵇康（223～262）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郭象（252～312）的“夫真人，同天人，齐万致，万致不相非，天人不相胜，故旷然无不一，冥然无不在，而玄同彼我也”……到了宋代，天人合一思潮更加波澜壮阔，几乎为各派哲学家所崇奉。宋明理学的开山周敦颐在他那篇划时代的大手笔《太极图说》中综论天道、人道，贯通天人两极，认为人是禀受天地英华秀气而为万物之灵的一种特殊存在。张载则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八”，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光辉命题，以“天人合一”这种极高的人生境界。程颢（1032～1085）也主张“合天人”、黪天人无间”，甚至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进而指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孟子的深刻影响，它主妾是指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与程颢略有不同，程颐则更强调“道”贯天人和“与理为一”。他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程颐在论及人生理想境界时说：
“大而化，则己与理一，一则无己”，“圣人与理为一”。朱熹在《易传·文言·乾》和程颐解释“元，亨，利，贞”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元，亨，利，贞”与天地生万物之始、通、遂、成和天时之春、夏、秋、冬以及人道之仁、礼、义、智直接贯通在一起，表现了天人合一的致思取向。在谈到理想人格时，朱子常说：“默与道契”，“心与理一”，“与万物为一”，“圣人是人与法为一，己与天为一”。陆九渊则继承了孟子、程颢为主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加自信地宣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其中又有一种积极承担宇宙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深刻情怀。
明代王守仁（1472～1528）发扬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大思路，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主张，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明清之际王夫之更明确提出天人合用思想，他说：“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主张人应充分发挥其“胜天”的卓越主体性，以达到“延天以佑人”的更高的天人合一境界。王夫之的天人合用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达到了又一个理论高峰。
所有这些思想汇成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潮的滚滚历史洪流。其间虽然也偶有一些似乎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如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苟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唐代柳宗元的天人“各行不相预”；刘禹锡（772～842）的“天与人交相胜”等，但这些命题实际上是在强调天与人具有不同的职分和规律，而天人合一是在指称一种人生态度和理想人生境界，二者不是在同一层次和意义上立说的。
天人合一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是因为它在中国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根基和文化心理后盾。自然地理环境作为文明的初始条件，无疑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明的主流形态和基本性格。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河、长江流域，地处温带，气候稳定温和，土壤相对肥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民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也有利于中华先祖与大自然建立起一种和睦相处、协调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便会作为一种传统（荣格谓之集体无意识）积淀下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明的基本形态、主要特征和未来走向。就其社会历史根基来说，则有根深蒂固的氏族宗。
法血缘之基础，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小农自然经济之本根。这种厂乎数千年没有太大变化的社会历史根基乃是天人合一思潮最坚刁可摧的现实基础，从而也就形成了相应的极稳定的文化心理构，其主要内容是：人对自然的本能依恋，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和“与物为春”的审美情致。这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心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