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只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智谋上的决策，看谁能更高人一筹，运用计谋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前一段，不管是王子丐一派，还是王子朝一派，都想急于取胜，根本不讲究战争策略，而是一场混战、乱战，别看打得热火朝天，但谁也吃不了谁，双方形成了暂时的割据。王子丐驻守在刘地（今偃师西南），王子朝驻守在京都庄宫（周王宫）。
这时两派都派使者去请李耳，要李耳到他们那里去传授速战取胜的兵法，可李耳坚辞不去。
这就怪了，李耳是个文人，根本没有当过兵、打过仗，怎么会懂得用兵打仗之兵法呢？
这要从几年前齐国的孙武来京都访李耳说起。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比孔子小三岁。当年李耳在齐国拜晏子时，晏子当时就向李耳推荐了孙武，说这个年青人特别喜欢研究军事理论，甚至迷到了发痴的程度。李耳很想与他相见，但遗憾的是，那时孙武到其他诸侯国访名将去了，因此没有见到。
前几年，一个彪悍的小伙子，带着晏子的推荐信专程来到皇家藏书楼拜见李耳。李耳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中等个儿，十分壮实，一张线条粗硬有力的大脸盘，眼光锐利，眉毛像两把大刀竖在眼睛上，鼻子则像一张戟挂在脸的中央，一张大嘴像一把大钺压在脸的下部，几乎被下颌压得没有了。此人的长相真有点儿刀枪剑戟的味道。说真的，李耳一见此人的长相就有点厌恶的感觉。
人不可貌相嘛！李耳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热情地接待了孙武。两个人交谈起来，真有点相见恨晚之感。别看孙武年轻，但谈起军事理论的研究，却是那样的透彻和独到，连年长的李耳也折服了。尽管孙武在李耳面前谈得是那样的头头是道，但没有一点盛气凌人和自负的样子，还是十分恭敬地请教李耳。
人生难逢知已，但遇到知己就会心心相交，他们两个推心置腹地谈了几天几夜。孙武的反应十分机敏，马上就把李耳所说的接受下来，并给以发挥。这就像搞文学创作似的，一旦接受到灵感的触发点，马上就能联系到许多东西，形成自己的整体构想。谈完之后，孙武整理了一份《孙武师承李耳谈话录》，并交给李耳过目。李耳看后十分满意，觉得孙武能从他的学说中引申出这么多的军事理论，确实是了不起。但李耳也有自己不可动摇的“戒律”，那就是不让别人在著作中引用他的话，便对孙武说：“你整理的这个谈话录相当不错，但有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引用了我的话。这是不行的！记着，治学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不要总引用别人的话。何况，你也知道我有这条‘戒律’，任何人都不得违犯，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孙武听了李耳的告诫，觉得李耳更伟大了，满怀敬意地对李耳说：“我在您这里不但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您做人的准则。您创立了华夏第一部道家学说，我以后也要像您那样，创立第一部华夏军事理论学说，因为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但我记着您的‘戒律’，是不会引用您的话的。可是有一点，我要向老师说明，就是您的一些主要思想我还是要接受的。您看这样可以吗？”
“这当然可以。”李耳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心底发出了笑声，“你要独创华夏第一部军事理论学说，我特别高兴。我一辈子都是反对战争的，这一点你十分清楚。所以我特别要告诉你，首先在你的书中要把战争的目的写清楚，不能为了战争而写战争，而应从‘道’的角度来写战争。”
“是的，”孙武接受了李耳的意见，“我拜访了许多诸侯国的名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都没有您这样高瞻远瞩，而您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战争和运用战争策略的。相信在您的启发下，我是能写好这部军事理论的。我一定会记住您的“戒律”，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是把这份《孙武师承李耳谈话录》作为一份档案材料，保存起来，作为历史资料，可以吗？”
李耳答应了孙武的这个要求，便把这份谈话录保存到皇家藏书楼里。
孙武后来又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写出了第一部华夏《孙子》兵法，不过细读《孙子》兵法仍能明显地看出这种师承的关系。我们不妨把两书作个比较。
一、“道”整体中的“四大”与军事整体中的“五大”。
李耳以“道”为宇宙最高整体，是由“道”运行而衍化万物的，故“道”为大，为“天下母”。李耳在肯定“道”的同时，也承认天大、地大、人大，谓之“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孙武在兵法中认识到，战争是由诸种因素形成的综合物，又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进行战争时，必须要有整体观念；所以，他在兵法首段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二、以“道”用兵是“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与用兵保民。
李耳亲眼目睹春秋末期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的现实，认为“天下无道”才有“甲兵”。因此他强烈反对战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师所过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把“兵”视为“凶器”、“不祥之器”。
孙武亦认为战争兴师动众，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久之则使国家贫困，百姓受难。为此，他提出，不得已而进行战争，亦要速战速决，在《作战篇》中提出：“兵贵胜，不贵久。”就是要速战速决，打仗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掠杀人民，而是为了制止战争，以“唯民是保”为最高原则。
三、“不争而善胜”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耳和孙武就其思想宗旨来说，都是反对战争的，特别是反对“不义之战”。当然，对于正义战争还是要进行的。他们认为最好是以智取胜。不战而胜。
李耳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
孙武在《谋攻篇》中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李耳主张“不争而善胜”，强调“善谋”；孙武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善攻”。二者如出一辙。
四、“柔弱胜刚强”与“弱生于强”。
李耳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为指导，总结了古代兵家的战争经验，对战争的主与客、进与退、攻与守、胜与负、奇与正、取与予等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如“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室。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就是，用兵之策，要采取守势，伺机而动，不要为主，而要为客，不敢进寸，宁愿退尺，不摆阵势，不举臂膀，招引敌人，不要轻敌，轻敌必败。两军相敌，哀兵必胜。
李耳还认为，战争中常常是“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就是说，勇敢鲁莽到不顾一切的人是会战死的，勇敢机智到不敢的人则会保全性命。李耳认为以守为攻，以弱胜强，以退为进的策略思想，在军事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战争谋略。因为战争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只有认清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运用巧妙的指挥艺术，才能取胜。要正确处理主客、攻守、取予、虚实、强弱的关系，指明战胜强敌的最好办法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就是说，要想削弱敌人，必须暂时增强敌人，要想废毁敌人，必须暂且兴起敌人；要想夺取敌人，必须暂且给予敌人。这种深刻的见解，就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孙武在《势篇》中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孙武关于治乱、勇怯、强弱之间的互相依赖，不正是李耳此思想的再版。
五、“尚水”与“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李耳是“尚水”的，他提出了“上善若水”，并指出水的珍贵“七性”：“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孙武发展了李耳的“尚水”思想，把它用于用兵之上。他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六、“以奇用兵”与“奇正相生”。
李耳把治国与用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但怎样“以奇用兵”，他没有详细阐述。
孙武则紧紧抓住李耳“以奇用兵”的观点，向深处发展，把“正”与“奇”作为一对重要的军事范畴，并深入论证。他在《势篇》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用兵之术在于“奇正”。奇与正互含相生，变化无穷，用兵作战，就要“以正合，以奇胜。”因为两军对阵，无不正，无不奇，故要以奇制胜。
孙武又在《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形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李耳的“以奇用兵”和孙武的“奇正相生”历来被人推崇。奇正作为用兵之关键，制胜之枢机，后世论之尤多。兵书中有“奇兵”、“奇法”、“奇略”、“奇变”、“奇击”、“奇战”、“奇胜”等等，俯拾皆是。兵家重视出奇制胜“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法日：敌虚，则我必为奇。”（《百战奇略·奇战》）因为战争有其规律可循，然而却不能按照固有的程式去行阵，必须依据瞬息万变的敌我形势，而因势利导，驾驭战争，所以要善出奇，善用兵。“若必欲循法而后战，何异按谱而对弈？谱不可以尽弈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善出奇兵者，无穷仰天地，奈之何泥法为也。”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运用。
七、“善者果而已”与。穷寇勿追”。
李耳主张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不能以战争杀人为乐事、美事，胜了要适可而止。并强调指出：“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决不要用来逞强黩武。只求达到目的，就不矜持，就不夸耀，就不骄傲。只求达到目的，知道用兵是出于不得已，就不会逞强，持强是不能长久的。凡万事万物，一到强大旺盛之时，就开始趋于衰败，所以黩武逞强，是不合于道的。不遵循道，就会迅速死亡。
孙武在《军争篇》中说：“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这就是说，敌军占领山地不要去仰攻，敌军背靠高地不要正面去迎击，敌军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精锐的部队不要去攻击，敌诱不要去理睬，退回本国的敌军不要正面拦阻，包围敌人要虚留缺口，濒临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和穷追。
“穷寇勿追”被历代兵家视为行之有效的原则。只有少数军事家反其意而用之，反其道而行之。东汉将领皇甫嵩则是其中一人。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5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齐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日：‘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皇甫嵩没有固守“穷寇勿追”的原则，见机而战，大破王国。其实，对穷寇追与不追，要视战况而定，不能死守，要全面理解，灵活运用。
毛泽东全面、深刻地理解了“穷寇勿追”的寓意，并正确运用对穷寇追与不追的原则，从而指挥战争，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他在七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随即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当时国内外有些人信奉“穷寇勿追”的兵法原则，主张以长江为界国共两党搞个“南北朝”，不要再追击了。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搞“南北朝”的主张，发布了进军的命令，解放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