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古罗马军团取代了古希腊笨拙的步兵；身着铁甲的骑士不得不让位于轻便敏捷的步兵；一般情况下，生命进化，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个人命运的变化一样，冒的风险最大，成功也常常最大。”
工具可以推进生命，同样也能阻碍生命。那些巍然骇人的洪荒巨兽，正由于其笨拙的保护才丧失了对地球的统治权。看见一个生命物行动起来，像一架机器，我们就会笑；看见剧中小丑漫无目的地转悠，而后，倚靠那并不存在的柱子，我们就会笑；目睹亲爱的人跌倒在有冰的小径上，我们常是先给逗笑了，而后才予以安慰。这种与神混同的几何生命，确是滑稽可笑的根源；说人是机器，简直荒唐可耻；说哲学应把人描绘成机器，更加荒唐可耻。
谁能说生命最终不会战胜自己古老的敌人？
如果时间充裕，对生命来说，一切皆可能。
“动物高于植物，人跨过了动物，整个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以排山倒海的强大攻势，横冲直撞，能推翻一切阻挡，消除最坚固的障碍，甚至还包括消除死亡。”
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我相信，搞哲学辩驳常是虚掷光阴。许多思想家相互争吵、指责，但被攻击的东西现在还剩什么？没有什么，或者确切地说少得可怜。有价值而长存的只是每个人贡献给绝对真理的微小部分。正确思想自会取代错误，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辩驳，用不着我们劳神去批驳谁。”
这是柏格森智慧的呼声。我们“证明”或“驳倒”一种哲学时，不过抬出了另一种哲学，它们都一样，都是经验与希望的混合，都难免错误。随着经验的丰富和希望的变化，我们会从过去唾弃的“谬误”中找到更多的“真理”，也会从年轻时所信仰的永恒真理中发现更大的谬误。我们奋身反叛那玩世不恭，那凶横残暴；一旦死亡猝然在山脚隐隐闪现，我们就试图逃避，而躲进另一个希望。
读柏格森的著作，首先打动你的是它光彩夺目的风格，不是怪谲的激情，而是沉静的明畅，仿佛决意要继承法国诗文简洁明了的优秀传统。若说法语错了，不如说其他语言有毛病；因为法国人决不容忍晦涩，如果柏格森偶尔蒙咙一下，那只是由于他无度地运用了想象；他酷好比喻，善于不时以此机巧地代替苦心的实证。我们警惕这位意象的编造者，就要像提防珠宝商一样；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激地承认，他提点出了本就比谎言更清晰的真理。
以直觉取换思想，犹如用孩童的神话去修正青年的空想，同样是不明智的。我们改正错误，应向前看，而不是朝后退。世界遭受了理性太多的折磨，说这话可需要疯子般的勇气。人类靠本能生存，但要凭理智进步。
柏格森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自然渊源于他的生命论。他继承了拉马克所建立的法国传统，认为生命是积极的力量，勇猛地坚守着欲望。
应该佩服柏格森，他为此作了充分的生物学准备，熟悉大量的文献，熟悉更多的期刊杂志。那些知识存储起来，可以备受10年的检验，而他谦虚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柏格森痛斥它，既不批判认识能力，也不采用唯心主义的争辩，说什么物质只有通过心灵才能被认识；而是仿效叔本华，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寻求一种精力旺盛的原则，一种能动的生命原理，以便更充分地理解生命的神奇和微妙。生命论从未得到过如此有力的证明，也从未装扮得这么楚楚动人。
柏格森替那些永远闪现在人类内心的希望辩护。当人们明白他们可以相信灵魂不死和神灵，而又不失敬于哲学时，就欢天喜地，感激万分；于是，讲堂变成了沙龙，那些华贵的夫人雀跃不已，因为如此博学的雄辩支撑着她们内心的希望。奇怪的是，偏激的工团主义也与她们混在一起，从柏格森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中，找到了证明他们“少一些思想，多一些行动”信条的证据。
显然，突如其来的声誉需要代价。见到柏格森思想的矛盾情形，大批信徒纷纷离去，柏格森的命运也是如此的悲惨凄凉，竞活着参加了自己声誉的葬礼。
不过，柏格森对当代哲学的那份献礼，仍然是最珍贵的。
“还原”胡塞尔
——胡塞尔（1859-1938）
如果试图把胡塞尔的技术用语转换成较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丝毫不扭曲他的原本意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人难以接受这种挑战。
胡塞尔虽是犹太人，但他家的宗教气氛十分淡漠．他因而得幸自由自在地生活。胡塞尔对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冬天常常做的一种游戏：烟雾从玻璃工场的烟囱里冒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梦幻一般，他拼命地追逐。而最有趣的是：他曾经同别的小孩子打赌，他敢在高高的大墙上奔跑，他记得当时自己很骄傲，跑起来像匹强壮的小马。一天，有人送给小胡塞尔一把小刀，可他觉得小刀不够锋利，就不断地磨它。
他原本只想让小刀更锋利一些，却没想到，他越磨，这刀刃就变得越小，最后几乎没有了……每当说起这些事，胡塞尔的语调都是悲哀的，他似乎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深刻的象征意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胡塞尔得到了一架由蔡斯工厂生产的望远镜。他对这架望远镜进行了仔细详尽的检查，在一个镜片上发现了一个污点。他很快把这架望远镜寄回给耶拿的蔡斯公司，随后收到当时的公司经理阿贝教授的回信，信中应诺胡塞尔将来可以进入蔡斯的研究所工作，因为他在那架望远镜上发现的污点没有被蔡斯工厂的任何一个检验人员发现过。阿贝教授相信胡塞尔“肯定有远大的前程”。
三年后，胡塞尔注销了他在莱比锡大学的学籍，在柏林大学注册。又一个三年后，胡塞尔在柏林大学注销了自己的学籍，就读于维也纳大学。
胡塞尔的父亲是个“正统的奥地利人”，他希望儿子能够在维也纳获得博士学位。虽然胡塞尔觉得自己在柏林大学时已有足够的能力获得博士学位了，但他思想上还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题。他在维也纳大学也一再地推迟博士论文答辩日期，这使他的辅导老师们有些恼火：那一再推迟的日期被粉笔不断改写在哲学系办公室的柜门上。不久，父亲去世，这对胡塞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大的震撼”，他甚至说，因自己如此轻易地遭受这样的损失而感到羞愧，一种默默的、悲痛的、无穷无尽的对父亲的思念萦绕着他的一生。
早在莱比锡大学，胡塞尔就结识了大自己9岁的同乡马萨利克。这位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是胡塞尔大学生活的引导者和亲密朋友。
正是在马萨利克的指引和帮助下，胡塞尔受洗了基督礼仪；也正是在马萨利克的劝导和带领下，胡塞尔成为布伦塔诺教授一位毕恭毕敬的学生。
胡塞尔写道：“当我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大时，我犹豫不定：我应该继续选择数学作为终身职业呢，还是应该把一生贡献给哲学。正当此时，布伦塔诺的课使我作出了最后决定。我开始去听他的课，纯粹是出于对这位当时在维也纳街谈巷议的人物好奇。尽管我有许多先人之见，但还是无法长久地抵御他的个性魅力。从他的讲座中，我首先汲取到了一种信念，这给了我选择哲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勇气，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的工作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以严格的科学精神来加以探讨。”
胡塞尔陪老师度假，他们一同散步、一起划船、一块玩牌，关系越来越亲近。布伦塔诺和夫人还一起给胡塞尔画了一张像，并当作圣诞礼物寄给了胡塞尔的未婚妻，那是一张很令胡塞尔喜欢的画像。每当胡塞尔想起那时候，那温泉的美景，那湖面上的荡漾，那铁匠铺的锤打声……都一一清晰地浮现在他的面前。
若干年后，当布伦塔诺流亡佛罗伦萨时，胡塞尔还前去拜访他。几近失明的老人仍然带着胡塞尔四处游览，为他介绍美丽的风光。胡塞尔禁不住对这位天才的哲学家和导师表示感激和尊敬布伦塔诺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在他面前，胡塞尔“感到自己还是个面带羞涩的新手”。
任何时候，无论是服兵役、生病休息还是旅行，胡塞尔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读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问题的思考。虽然婚后生活清贫拮据，虽然工作的进展艰难，但这都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兴趣。弗朗克孤儿院大门上的拱石雕刻着耶赛亚诗篇中的一句话：“期待着上帝的人们，必然得到新的力量。”
这句话就成了胡塞尔的生活格言。
在哈雷大学，胡塞尔好不容易通过了博士资格确认的答辩，又好不容易得到了哲学专业的讲师职位，还好不容易获取了讲课资格。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逐渐成熟，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社会服务，可生活并不容易。
哈雷大学刚开始给胡塞尔安排主讲《数学哲学问题选讲》和《伦理学》时，前一门课上有八名学生，后一门课则只有两个学生报名，他只好将其取消了。
某一年的3月，教育部以没有名额为由拒绝了哈雷大学哲学系提出的关于胡塞尔晋升教授的申请，却给了他一年的编外讲师政府资助。
此后，每年3月对胡塞尔来说都是前程攸关，他的编外讲师资助被一再地延长。当他最后一次收到通知时，工作职位的情况对他显得尤其紧迫。胡塞尔必须努力进行现在的工作，同时应该积极争取新的位置，而他还要为自己著作的付印做好一切准备。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胡塞尔保持着心情的美好，因为他的研究在艰难的思索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自己说：
“我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都和我的研究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又一年春天，普鲁士政府提议给哥廷根大学增设一名编内副教授，议会通过后，教育部决定把这个职位给胡塞尔，却遭到了哥廷根大学的拒绝。为此忧心忡忡的胡塞尔最后还是接到了正式任命，于是，他以《逻辑研究》结束了个人历史的哈雷时代，并说“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胡塞尔第一部科学著作《算术哲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德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一场争论。胡塞尔在受到批判后逐渐认识到，他必须超越心理主义。
“对已经犯过的错误进行批判，这是最严厉的事情。”
而自己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判，这是胡塞尔独具的奇特经历。
当普鲁士国家教育大臣任命胡塞尔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时，又一次遭到了大学方面的反对。但胡塞尔并不注重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处境，他愿意在哥廷根感受着比哈雷大学更为浓厚的学术气氛。
毕竟，胡塞尔已经开启了他的鼎盛时期，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聚集在他周围。他为学生们创立了一个自由讨论的活动方式，叫做“哲学的下午”。每逢星期六下午，大家便聚集在一起，就某个哲学问题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意见，所有参加者都很认真、很投入。胡塞尔也自己鼓励自己：“要加油！这才能够卓绝出众！”
当教育部提议任命胡塞尔为正教授时，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再一次拒绝接受，理由是胡塞尔“缺乏科学水平”。胡塞尔只好仰天长叹，请求老天赐予力量，使他能永不疲倦地在科学事业上继续奋斗。一旦投入研究领域紧张的工作，胡塞尔就倍感精神，疲倦和萎靡都消失了，犹如一条“顺风的帆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胡塞尔“开足马力”地工作着。
一战中，胡塞尔的一个儿子牺牲，另一个儿子头部受伤。不久，母亲的去世让胡塞尔的情感世界又一次经历了巨大的忧伤。对母亲的思念遂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忧伤和思念曾一度主宰着他。
诚然，学生们为胡塞尔举办的生日庆祝会让老人体验到了学者的荣耀和价值。在用鲜花和棕榈叶装饰的讲坛上，许多学生都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称赞之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老师发出祝贺的欢呼。胡塞尔也致以了热情而简短的答词：
“我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一战后，胡塞尔是第一个被法兰西伦理学政治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的德国人。晚年的他还获得了许多的学术荣誉，但謇际陪伴他的只有宁静和寂寞。
78岁时的胡塞尔已经没有了工作能力，并且常常处于犹豫之中。
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未完成的著作，他曾对护士说：
“我还要写完一本书，我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生与死是我的哲学的最后追求。我作为哲学家活了一辈子，我想作为哲学家死去。”
再后来，他不能说话了，可内在的精神生命却还十分顽强。
1938年4月27日凌晨5时45分，胡塞尔在弗莱堡家中去世，享年79岁。
胡塞尔被葬在弗莱堡。他的妻子和儿子死后也葬在这里，永远地陪伴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婚姻的革命
——罗素（1872-1970）
罗素的一生很像他的哲学，饶有趣味而且独特无双。
他出生于英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那个家族向英国输送政治家长达几代之久。他的祖父是自由党的首相，曾为了自由贸易、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为了解放犹太人、为了各个领域的自由而顽强不屈地奋斗。他的父亲是自由思想家，并未让儿子背上西方世袭神学的沉重包袱。罗素自己也是第二代伯爵的假定继承人，但他拒绝了这种惯例，高傲地自谋生活。
早年跟随哥哥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激起了罗素极大的兴趣。也许是矫枉过正吧，他强调逻辑之效力，创造了数学之神奇。人们印象中的他，就像一个临时获得生命的抽象物，一套长有腿的公式。在罗素眼里，除了数学之神，再无别的什么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