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费尔巴哈仍旧坚持学术研究，加工整理大学的讲稿，他此时虽还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但已经正处于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中。费尔巴哈对近代唯物主义给予了充分的热情和肯定的评价，他明确把哲学同宗教对立起来，并将哲学的发展历史描述成为人类理性从神学下解放出来的过程。
不过，费尔巴哈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是卢格主编的《德意志艺术和科学哈雷年鉴》的积极撰稿人，正是这家刊物首次登出了他关于哲学和宗教问题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和基督教的黑暗本质，提出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理和无神论思想，他的哲学观点已根本转变到唯物主义方面来了。但是，费尔巴哈将黑格尔批判得太彻底了，他自己也走向了与其完全否定的反面。费尔巴哈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也合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他毕竟在促使青年马克思迅速转向对黑格尔辩证理论批判改造的过程中起到了异常强大和直接的影响作用。
紧接着，费尔巴哈同马克思和卢格通信，表示支持筹办《德法年鉴》，但他并不完全赞同通过革命来改造德国的纲领，也拒绝参加编辑部的工作。不多时，费尔巴哈因意见分歧而与卢格关系破裂，他便专注于宗教问题，还把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基督教以前的自然宗教，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得以延续的基础。所谓依赖感，就是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产生的依赖心理，主要指恐惧感，也包括欢乐感、报恩情等。他解释道，原始的自然宗教或多神教以自然力为依赖对象，精神宗教或基督教则以君主体现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力量为依赖对象；在依赖感的背后隐蔽着自我保存的利己主义，这是宗教暗藏玄机的最后根据。
费尔巴哈宣称“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
人类在意志、愿望和想象中是无限的、自由的，而在能力、获得和实际中又是有限的、依赖的。为了摆脱这一矛盾，就只能去充分幻想一种超越人和自然的力量存在，作为自己生存与幸福的保证。这便是宗教的意图和目的之所在了。
费尔巴哈对无神论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宗教本质是人本质的对象化——人同自己相分裂，人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人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本质的对象。这同样也是宗教之秘密。在自然宗教和多神教里，自然提供造神的材料，幻想赐予神以灵性；人崇拜诸神，就是崇拜对象化在自然中人自己的特性。在基督教里，上帝的本质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人把自己的思维力、意志力、创造力等一切心力和对未来的愿望、理想都对象化了，构成全知全能的永恒上帝，作为统治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力量。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在宗教中被对象化、异化的后果，带来了人性的贫乏和丧失。上帝是神圣无比、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人却是毫无价值、罪孽深重的奴隶，人越是肯定上帝就等于越是否定自己。
宗教崇拜成为一切邪恶和不幸的源泉，成为导致科学文化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基督教及克服其所造成的后果呢？这就需要有“爱的宗教”了。费尔巴哈说：“爱乃是实践的无神论。”在爱的宗教里，没有神的力量和位置，只有人与人、人对人的爱；人，就是人自己的上帝。
虽然，费尔巴哈还并没有认识到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但他对宗教的批判深刻揭露、打击了德国封建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无神论的最重要成果。
众所周知，1848年，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这是费尔巴哈学术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也是他对德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费尔巴哈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热烈欢迎革命的到来；但他又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对待它，因为他并不懂得正在发生着的革命的真正内涵和意义，他以为建立民主制度是将来的事情，因而还不愿意投身到现实的斗争当中去。
在革命高潮中，费尔巴哈被激进的大学生、市民和工人看作是自由思想的象征。他被邀请到海德堡市政大厅发表演说，综合讲述了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这次讲演稿后来以书名《宗教本质讲演录》编辑出版。费尔巴哈也出席了法兰克福的国民会议，但他仍对此持消极态度。
革命失败后，费尔巴哈回到布鲁克堡，重新埋头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全家迁居纽伦堡后，费尔巴哈晚年生活更加艰难、凄苦，甚至连买书的钱都没有；但自始至终，他一如既往、笔耕不辍，还研究了一些社会主义文献和《资本论》。
1870年，费尔巴哈竟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固然不能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但毕竟是其晚年政治上有所进步的表现。
1872年4月13日，这位杰出的无神论者在穷困中离开人世，葬于纽伦堡。
费尔巴哈本人曾经说过：“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这不仅充分说明了人的学说是费尔巴哈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而且也表示他的哲学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形成过程。笃信宗教、在神学系学习是第一阶段，信服黑格尔哲学、正式转到哲学系也就过渡到理性阶段，而1839年初步形成的人本学哲学则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都对费尔巴哈有很高的评价：“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极其贫乏。但是，他在黑格尔之后也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又恰恰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了。”
费尔巴哈的一生谈不上是举步维艰，可他的唯物主义终究还是形而上学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费尔巴哈的哲学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但这绝不会否定它曾经在历史上所起过的划时代作用。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1818-1883）
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评论马克思：
“生活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庸俗的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被他对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的潜在厌恶所强化——增加了他天性中的粗暴和攻击性，产生了民众想象中的可怕形象。但是，如果说他在公众场合的态度是傲慢无礼的，那么，在由他的家庭和朋友所组成的私人圈子里——在其中他感到彻底的安全——他是体贴周到而又温文尔雅的；他的婚姻不可谓不幸福，他与他的孩子们热情亲密，他对他的终身好友和合作者恩格斯待以独特的忠诚和挚爱——即使他的敌人也被他的人格力量的热切所吸引……”
马克思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于远离祖国本土的流放之中，在贫困的边缘维持着一个家庭，经济上只能长期依赖其合作者恩格斯。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所面临的斗争，但他那辉煌却补偿极少的精神产品在他人格的纯粹热忱之中得到了充足的体现。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双亲世代均为犹太教士的家庭。祖父是一名犹太律法学家，父亲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不过为了执业需要而受洗为新教徒，他对马克思丰富的思维、严密的逻辑和雄辩的演说才能影响很大。贤良淑德的母亲善于持家，使这个家庭拥有较为富裕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充满了和谐、幸福、欢乐和启蒙运动的气息。而马克思又从威斯特华伦公爵那里吸收了某种程度上的浪漫主义与早期社会主义的理念，后来，他便同这位先生的女儿燕妮订婚、结婚，相伴终老。
1835年的夏天，即将中学毕业的马克思有一篇作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是篇命题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会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17岁的深刻思想和宽阔胸襟给老师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马克思一辈子的身体力行更是对这些论述的最佳诠释。
父亲想让儿子继续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便被送到著名的波恩大学去学习法律。谁知道，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波恩大学已经没有了良好的学习气氛，学生们整天追求的就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这里甚至根本就不像是一所学校。马克思感到很遗憾事，第二年便转入柏林大学，并很快醉心于位居主流的黑格尔哲学。
针对专制统治，有人坚决拥护、支持政府，有人深恶痛绝、渴望民主。两军对垒中，马克思毅然选择了“青年黑格尔派”。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马克思通过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进一步吸收了他们的民主思想成分，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更增强了改造世界的信心。
马克思的学习积极性持续高涨，他的兴趣也非常广泛，哲学本来就对他十分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文学、数学以及外语等等，他都一刻也不放松，并以加倍的努力认真对待，所取得的可喜成绩为以后进行革命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实，马克思一直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以自己的哲学思想来改造人类世界。
1841年，大学毕业之际，马克思认真完成了一篇有关亚里士多德学派希腊哲学的论文，系统完整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哲学观点、理论建树和思想内涵。在论文中，他引用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宁愿牺牲自己的话语，以此来表现自己为改造世界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决心。他说：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愿被缚住在岩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马克思被耶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他的激进思想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他的大学任教之梦被彻底击碎。
大学毕业后，他只好进入新闻界工作，竞立刻被聘为《莱茵报》主编。这倒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他正好借用《莱茵报》的阵地来宣传革命思想。
机缘恰又凑巧，马克思刚刚走马上任，就碰到了著名的“林木盗窃案”。
事情的发展经过是这样的：德国西部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随意到这些地方砍柴、放牧。可是后来，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不允许平民们靠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