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川县城，几个昔日的友人向街人打听朱耷的行踪。街人用手向一处指了指，就笑着走开了。不远处，一群人围在街头看一场热闹。一个疯子喷着满嘴的酒气忽而大哭，忽而大笑，忽而又高歌着什么不成调的曲子。有人拿来一支画笔请疯子作画，疯子于是就握着那笔，在那人的衣服上乱涂一气，那人竞不避让，一脸兴奋地任那疯子将他的一件崭新的大褂涂得面目全非，仔细看来，却是一只瞪着眼睛、傲视着人群的苍鹰。那人像得了什么宝贝，抱着大褂欢喜地去了。又有人逗他说，你怎么只在别人的衣服上画，不在自己的衣服上画？疯子于是就脱下自己的袍子，在那袍子上一通乱画，竟又是一条鲑鱼，那鲑鱼依然是睁着一只白亮的眼睛，似在发泄着不平之气。画毕，随手一扔，那衣服就被围观的人抢着跑了。围观的人叫着，喝彩着，疯子像是受到鼓励，于是又一件件地脱下衣服，直脱得只剩下一件内裤。疯子待要再脱时，几位昔日的友人认出他来，大家发一声叹息，强按着他的手臂，将他从人群中拖了出来。
这天晚上，几个友人住在朱耷的那个深山小庙里。屋破灶冷，友人们就着从附近村子里胡乱买来的食物填饱了肚皮。这时下起雨来，雨水顺着破损的瓦片一滴滴打在友人们的身上。刮起一阵狂风，狂风在山谷里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嘶叫，让人格外感到这夜的沉寂，这夜的寒冷。谁也说不出话来，不知是谁竞轻轻地啜泣起来，像是受到了传染，一屋子的人都放声大哭起来。惟有朱耷和着一领僧衲坐在那里，似对这所有的一切无动于衷。
不知什么时候，朱耷起身拨亮了油灯，就见他铺开一张宣纸，在那上而画将起来。他画了一枝老梅．那老梅断枝数根，数点梅花，其冷傲之气，森然逼人。画毕，题款曰：八大山人。那歪斜的四字，分明是正哭的人形。
朱耷说，从此以后，勿以朱耷称我，我就是八火山人。
§§§第五节八指头陀的诗禅世界
同治元年（公元1861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从一座新坟上走了下来。
他走到村子里，走到那座一下子显得空旷的茅屋。父亲的水烟袋还挂在原先的地方，只是没有人再去拿它；父亲穿的草鞋也还搁在那张床榻下，父亲却永远也不会再穿了。母亲早在他七岁时就已经离世，从此以后，这屋子里就剩下他了。忽然，一股难以遏制的悲痛袭上心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老者走进了他的屋子。老人是私塾里的周先生。先生轻轻叹了口气，扶着他的肩膀说，黄毛，别哭坏了身子，先到我那里吃一口饭吧。黄毛摇了摇头，他收拾着简单的行李，做出要远行的样子。先生说，黄毛，你要去哪里，你还是个孩子啊。黄毛无助地望着窗外的世界，又看了看先生，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他只知道，这屋里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得找一个能挣一碗饭吃的地方啊。
先生又说，你要是不嫌弃我那里。就去我的私塾里帮忙做做饭，干干杂活，我也可顺便教你读书写诗好吗？先生一直喜欢着这个聪明的孩子，虽然这孩子从来也不曾正式读过一天书，但是，他的《论语》念得比私塾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熟练，尤其是不久前，先生无意间看到黄毛写在一张草纸上的诗句：枝条日日繁，春鸟处处多。先生实在想象不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这样好的诗句来，不是天才又是什么？
黄毛感激地看了看先生，他点了点头。
就这样，黄毛随着周先生来到私塾里。清晨，黄毛早早地就起床了，他帮先生倒了夜壶，又去洒扫院子。等把私塾打扫干净。学生们就一个个蹦蹦跳跳地都来了。这里没有他的位置，但周先生却让他端把凳子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和其他孩子一样听课。听着听着，黄毛的思绪就飘逸了，于是，他会伏在桌上，刷刷地写下几行诗来。周先生知道这孩子本来就没打算念出什么名堂，他只是喜好写诗。好在周先生年轻时也是喜欢写诗的，他对八股文同样不感兴趣，千是，周先生就指导着他，黄毛的诗越发写得进步了。
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天阴沉着，四野一片风雨之声，私塾里空旷寂落，不闻鸟鸣，不见人影。隔着院墙，是一株伸出墙外的野桃，正三月间，那桃花一枝枝，一朵朵，姹紫嫣红，在这春日的风雨中像是一片燃烧的火焰。黄毛看着那桃花，竟至于忘神。忽然，一阵风过，那树上的花瓣一片片竞相落下，落入树下的烂泥中，心痛得黄毛直哆嗦。原来这世上的美好竟是这样的孱弱，这样的不禁摧残，就像那无常的生命一样。黄毛的心一阵酸楚，竟至于大哭起来。周先生闻声赶来，知道黄毛是为那桃花的命运而悲泣，先生摇了摇头，无声地走了。
先生知道，这孩子幸好不是女人，如若做了女人，那便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了，而他既做了男人，却又这样的怜花惜木，看来他只能是个做和尚的命了。
先生的推断没有错，又过了几年，黄毛真的走到了南岳祝圣寺里，投贤楷法师做了一名出家的弟子，取法名敬安。这是发生在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事，这一年敬安十八岁。
十八岁的敬安长得一表人材，他身材高挑，面目清朗，又作得一手好诗，受到师父的喜爱。
有时候，附近有一些新庙落成，总会有人来请敬安去做一首刻在墙上。不时也会有附近的读书人前来寺里与敬安一同切磋诗艺。那些读书人最欣赏敬安诗中的空灵和飘逸，这是他们无法达到的境界。敬安当然也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外面世界里的故事，这使得他的诗也就越作越好了。
这一年，师父说，敬安啊，你应该到外面去走走，也好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正是敬安所想的，于是，二十岁的敬安第一次走出了南岳，走出了衡山。他决定去岳阳探访他在这世上惟一的亲人舅舅。
到了岳阳，不可不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岳阳楼。当年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让一座普通的阁楼天下尽知，从此以后，岳阳楼成了天下文人墨客光顾的所在。正好那天有一群读书人在这里举行诗会，只见他们放声吟哦，或五言，或七绝，一个个抒发着心中的快意。敬安是独自远游，当然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一如他后来在情场上的放荡形骸，正如他自己在一部小说中以主人翁三郎的口吻所说，人谓我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处。悲惨的人生，铸就了苏曼殊桀骜不训的个性。他痛恨现存的社会制度，希望有一种力量来改变这种让他痛恶的人生。因此，当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时，他便积极参加到孙中山领导的拒俄义勇队中。据何香凝先生回忆说，她当时在东京的住所是孙中山召集会议的所在，经常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中就有二十出头的苏曼殊。然而当时苏曼殊并非同盟会会员，有一次，当他得知同盟会员都有津贴时，立刻也去廖仲恺那里领取津贴。廖先生不好拒绝他，只得去请示孙中山。孙中山说，让曼殊领一份吧，在我的心中，曼殊早就是同盟会员了，再说，他太需要钱了。
由于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苏曼殊受到表兄林紫垣的警告。
但是，苏曼殊从一系列革命活动中感受到内心的愉悦，他宁可失去表兄资助。
孙中山欣赏苏曼殊的才情，更看中他那叛逆的个性，当他得知苏曼殊生活的窘境后，立即让廖仲恺给苏曼殊送去二百大洋。对于一直生活在穷困中的苏曼殊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苏曼珠按奈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给所有的朋友大发请柬，他要在一家高级餐馆大宴宾客。廖仲恺收到请柬后真是哭笑不得，他去征询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说，这就是苏曼殊，我们都去赴宴吧，也好让他高兴高兴。
1903年，苏曼殊回到国内，继续参加辛亥革命前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与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后因《国民日日报》因故停办，他准备只身前往香港，却被他的生父发现。生父拉着他，让他回家完婚，苏曼殊东躲西藏，最后又在广东新会的一座寺庙里再次出家。然而这一次出家并没有使苏曼殊从此放下一颗狂乱之心，不久，他即偷了师父的戒谍和钱逃出了寺庙，继续他浪迹生涯的亦僧亦俗的生活。
苏曼殊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对一切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成员都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曾为他的好友陈独秀作画一幅，不久另一好友赵伯文也向苏曼殊索画。当时苏曼殊因急于东渡日本，作画的事也就耽搁下来。几年后苏曼殊回国，当他听说赵伯文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忧愤成疾，咳血而亡后，深为当时未能为赵伯文作画而痛悔。他连夜为赵伯文画了一幅Ⅸ饮马荒城图》，第二天把那幅画在赵伯文的墓前焚烧掉，以示祭奠。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发动了二次革命，苏曼殊积极响应，立即发表了《讨袁宣言》，他甚至准备只身去刺杀袁世凯，遭到同伴的反对。
说到底，苏曼殊毕竞不是一个有着成熟思想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