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车上下来，走到传令的徒卒跟前说：“我是鲁国的孔丘，听说你们的将军是一位高尚的义士，特来拜见，请您传达一下。”
传令的徒卒将孔子拜见的消息传进去后，盗跖大怒，眼睛瞪得像颗明星，头发顶得头巾直动，对传令的徒卒说：“这个人不是那鲁国机巧而虚伪的孔丘吗？你替我告诉他：‘你编造谎言，制作臆语，胡说这些谎言和臆语是文武之道，这真是用树枝编织帽子，把牛筋当成腰带。你花言巧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动唇舌，制造是非，用来迷惑天下的君主，用来欺骗天下的学者，使他们不能返本归真而行，虚假的孝顺之道。说到底，你不过是想要用此手段达到封侯致富的目的而已。你真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了，快快给我走开！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的肝挖出来当做白天的一顿美餐！’”
孔子听了徒卒的回话，并没有死心，又让徒卒传进话去，说自己是将军之兄的好朋友，这次前来，不敢正视将军，但愿低着头与将军交谈几句。盗跖这才答应让孔子前来。
孔子接到通行之命，赶忙走了过去，但却不敢抬头，遵循着以下见上的礼节，走到跟前，又后退几步，向盗跖跪拜。盗跖见他如此造作扭捏，心中大怒，两脚伸开，手按宝剑，双眼圆睁，吼声如虎地说：“孔丘过来，有什么话快快讲。不过我要告诉你，说的话顺我之耳，就放你活着回去，不顺我耳，就让你死于此地！”
孔子听后战战兢兢，只好从恭维的话说起。他说：“在下听说，天下有三种值得称道的东西：一个人又高又大，容貌美好，老少贵贱见了都很喜欢，这是上等的人才；一个人聪明智慧，大知天地，小识万物，这是中等的人才；一个人勇猛果敢，能号令三军，领兵打仗，这是下等的人才。人能具有其中的一种品格，就能南面称王了。现在将军兼具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朱砂，齿如白贝，声如黄钟，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大将军，可是人们却称你为盗跖，在下实在为你感到可惜和羞耻，认为你实在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将军如果有意听在下的话，在下愿意为你南面出使于吴越，北面出使于齐鲁，东面出使于宋卫，西面出使于晋楚，让他们为将军造一个数百里的大城，设一个数万户的郡邑，尊将军为诸侯，使将军与天下重新结交关系，停止争斗，解散徒卒，回家供养自己的兄弟姐妹。与他们一起祭祀自己的宗祖。这可是圣人才土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广大百姓希望你能做到的事情呀！你看怎么样呢？”
孔子的话引得盗跖大怒。他将对世俗的疾愤一股脑全部倾泻到了孔子的身上，说：
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
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
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今子倚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
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日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
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蒺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故事以孔丘自认晦气，仓皇逃去而告结束。
盗跖是传说中的人物，名为柳下跖，因为是强盗，所以在他的名前加了一个“盗”字。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以游说列国、宣传仁义礼教为己任。
在世俗看来，强盗是不讲什么仁义礼教的，杀人掠货，奸人妻女，无所拘制，为所欲为；儒家是仁义礼教的倡导者，规劝人们循规蹈矩、克己复礼、孝亲忠君、信友慈人。为此，故事塑造了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盗跖，一个是孔子，分别代表强盗与儒家两个方面，作了一次盗儒观念的论辩演示。
孔子的基本观点是：遵从仁义，可以富贵。不过他却没有这样直接说出来，而是迂回了一个大圈子才落脚于此。他把盗跖自身具有的三个优点放在最前面：一是壮美，二是聪明，三是勇猛。说是三德具一就可以南面称王，好似这三点是盗跖可以富贵的资本，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讨好盗跖的一种说法而已。按照孔子说话的逻辑推论，盗跖三德皆具而没有成王，究其原因，在于做了强盗而背离了仁义。因此，要想由盗变王，根本的途径是放弃强盗的行为而回归于仁义的规范。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仁义是为王的前提，仁义是富贵的依据。
孔子玩弄的把戏，盗跖心中是很清楚的，所以一开始就揭开了这一虚伪的纱幕，指出身体壮美是父母所赋，用不着花言巧语，妄加赞美。接着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论战。
盗跖的基本观点是：仁义背真情，礼教害人生；仁义之论是一种虚伪的说教，仁义之行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它的唯一功用是沽名钓誉，求取富贵。而也正因如此，所以说遵从仁义的人不如盗贼，以仁义求富贵与人的德性和人格相背。
他的论辩分了几个层次：
其一，说明自己只是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内在真情行事而已，不是强盗。如果非要分辨谁是强盗的话，那恰恰是倡导仁义礼教之行的孔丘。因为孔丘规劝人们将自己的本性、真情掩盖起来，拿出一副假面具做给人看，以此沽名钓誉，骗取富贵。以为按照他的规劝去做，不但可以骗得富贵，而且可以窃得名誉。由此可见，孔丘是窃取天下富贵，窃取天下名誉的教唆犯，是货真价实的大盗贼。
只不过俗人受他花言巧语的迷惑，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所以才颠倒了是非，不称他为盗丘，反而称自己为盗跖。
其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人之本性丢失的过程，说明孔丘推崇的黄帝尧舜、商汤文武都是本性不足、真情阉割的世俗之人，不值得为训。
其三，以历史教训为借鉴，说明了仁义礼教的危害性。上从尧舜、大禹、商汤、文武说起，下到比干、子胥、尾生、子推为止，凡是按照仁义礼教行事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由此推论，仁义礼教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有害于人生，有背于人性，遗祸于百姓，造乱于人世。
其四，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立论依据，这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真情。人是自然的产物，体有所欲，生有所情。自然展示自己的情欲，自然度过自己的天年，这是人生的自然正道。而仁义礼教却矫人真情，伤人本性，损人天年，都是一些狂言妄语。
盗跖的观点也就是庄子的观点。庄子所以要用一个强盗的形象来展示自己的观点，不是他赞赏杀人掠货的强盗，而是用一种极端的手法来揭示仁义礼教的虚伪性，自然本性的重要性。这种手法，起到了两个反衬作用：其一反衬出自己的观点与仁义礼教的观点完全相反。它表明，如果俗人认为只有强盗才反仁义之道而行之，那么庄子宁肯认可自己的观点就是强盗的观点。其二反衬出仁义礼教的极端可恶性。它表明，如果俗人都厌恶那些杀人掠货的真强盗，那么庄子认为，仁义礼教的行为连强盗的行为都不如。
庄子为什么对仁义礼教如此鄙薄？关键在于它们离开了人的自然本眭，而成了一种虚伪之名。庄子并不反对真正的仁义、自然的仁义，他认为真正的仁义、自然的仁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情。这样的情意用不着人为去渲染，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就存在着；人为渲染的仁义，人为追求的仁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名，只不过是一种求取荣华富贵的阶梯，代表着个人的私欲。而一旦沾染上了这种东西，人也就变得虚伪起来，做一些表面上利人利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极为自私的目的。这样一来，人也就变坏了，成了—个窃取名誉的窃贼。
他说：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钧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这里所说的“圣人”，不是老庄推崇的圣人，而是指儒家推崇的圣人。
儒家将行仁行义、兼利天下的人称为圣人。而老庄却认为，这样的圣人是没有的，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个虚名。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一个人既然行仁行义，那就不可能再去想到利于天下。仁义本来就不能有意去行，一旦有意去行，那就是把仁义之名当成了追求的目的；把仁义之名当成了追求的目的，就会把人们引上追求私利的道路上去。儒家不是说盗跖可恶吗？而他们提倡仁义，以行仁行义的圣人为榜样，最后的结果，恰恰会造出无数的盗跖来，而且这种名利双窃的盗跖要比只窃财货的盗跖更可怕。
庄子在这段话中不但提出了这样的论题，并且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证明。其大意是说：虽然想要通过圣人的典范作用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实际上却为盗跖式的人物创造了便利条件。结果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社会现象：为了防止奸商的欺诈，你制造了斗斛，用来量米，可是奸商却连斗斛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奸商的欺诈，你制造了权衡，用来称物，可是奸商却连权衡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坏人的欺诈，你制造了印章，用作信物，可是坏人却连印章一起盗窃而去；为了防止人们的邪行，你制订了仁义，用来矫正人性，可是人们却连仁义—起盗窃而去。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看看社会的现象就知道了：那些盗窃珠宝的被杀了，可那些盗窃国家的却做了诸侯；进了诸侯的家门，就享有仁义的名声。这不就是盗窃仁义和圣智的证明吗？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些追随大盗，想做诸侯而连同仁义、斗斛和权衡一并盗取的人，用高官厚禄的奖赏也劝阻不了，用斧钺重刑的威严也禁止不了。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都是圣人宣教仁义的罪过呀！
有鉴于此，庄子将仁义比喻成手上的枝指、长在脚上的骈拇。说枝指和骈拇有伤于人体的原本之形，而仁义之虚名有伤于人的原本德性。他说：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骈拇，是大拇指与二拇指连生的畸形指；枝指，是与五指并生的第六指。它们都是人身原本没有的东西，是超出于正常人体的多余，所以人们称之为侈侈，’是多余之意。
“多方”，是过滥之意。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骈拇和枝指，看上去是天生就有的，然而却超出了人的原本德性；赘瘤和瘊子，看上去是从人的身上长出的，然而却不是出于人的天生；仁义和礼教，看上去是出于人的内布亡.、思，然而却不是出于纯德正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脚上长的骈拇，是连着的一块无用之肉；手上长的枝指，是抒出的一根无用之指；从人的内在情思中长出的骈拇和枝指，那就是泛滥于人世而邪僻于德『生的仁义之行，那是滥用人的聪明所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