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叶芝，很多人都已经不会感到陌生了，这位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诗风独特，“汲取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抒情而不流于铺张，融合现代派的新颖和奇幻而不失之晦涩，其抒情作品更因为写尽与茅德·冈的终生恋情而尤其具备了深刻的感染力。”阅读叶芝，聆听叶芝，使我对他的英文诗歌有了一种基于美感意义上的共鸣。我很难说出他的诗的造诣和美丽具体藏身在诗行的哪一部分或是哪些小小的角落，但是阅读的时候心里却总是花火般地绽放出绚丽缤纷的感动，发出微带淡蓝色调的幽叹。诗句给我的美好的感觉真实而清澈。
茅德·冈的一次感慨，一次幻想，就足以点燃诗人的所有热情，可见她在诗人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许茅德·冈自己都不知道，只因为她的一句“我愿意做一只海鸥”，诗人整个华美的想象世界就毫无保留地浸泡在她寥寥的几个单词之中了。其实，对于浪漫的人来说，真正耐读的不是长篇累牍的书本，而是爱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漫不经心的语言。
《叶芝诗精选》英文版封面在叶芝的幻想世界里，与茅德·冈化为白鸟的地方是美好的，是“数不清的仙岛”，是“没有岁月，没有忧伤”的永恒，是“远离人群、远离烦恼”的世外桃源，而那“黄昏的蓝星在天际低低闪光”的景象美得简直要让人的心为之崩溃。然而，尽管这些句子如此美轮美奂，它终究只是纸上的宫殿，只是文字搭建的氛围。无论其中有多少迷人的斑斓和温暖的浪花，无论一双白鸟在风口浪尖的飞翔有多少欢欣和自由，从诗意的世界里被现实拉回来的诗人叶芝依然必须去面对第一次向茅德·冈求婚时遭到的冰冷拒绝。这是一幕真实而残酷的演出，没有人可以逃离。
在叶芝的敏感的心里，那“婴儿的啼哭”、“马车的尖响”抑或“苍冷的田野”等等，都在思考之中纠缠着诗人的心，都在消损着他心中想象的殿堂，然而一切的难受却因为茅德·冈的影像而终止，纠缠诗人的苦痛的思考似乎被影像的美丽抽离出忧哀的心了。一枝绽放的玫瑰解放了诗人压抑的心，在灵魂的深处托起了一个诗意的天堂。
我们应该都很能理解为什么茅德·冈的影像有着如此的作用。她可以轻而易举地令叶芝陷入似乎永无穷尽的痛苦，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从忧伤的谷底解救出来，燃起生机勃勃的火焰。在叶芝的世界里，茅德·冈是他的天堂，也是他的地狱。
叶芝是一个浪漫、感性而且不会撒谎的诗人。他选择的展示自己的方式就是文字。他用文字把自己的形象、茅德·冈的形象和他的梦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希望能被茅德·冈了解。这些文字的排列组合如此曼妙奇异而又有魔力，它感染了几乎所有热爱英语文学的人。但是，感动世人并不是叶芝书写文字的目的，他真正想要的只是感动茅德·冈并拥有她的爱。天不遂人愿，叶芝的浪漫计划宣布破产：茅德·冈没有因为这些文字真正走进并了解叶芝的世界，她只留下一个玫瑰样的幻象在诗人的心里，然后就冰冷地离开了。于是这些为她而书写的文字成了流离失所的孩子，他们没有找到女主人温暖的怀抱，只能在尘世里慢慢地如水流淌，悄悄进入每个有爱情生长的地方，悄悄流进相信真爱的人心里，让感动如同角落中的小花静静地开放。
（佚名）
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在都柏林。曾祖父和祖父都担任过爱尔兰教堂的教区长，但父亲却叛离宗教，靠画画谋生。叶芝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镇斯莱戈度过的。那里住着他母亲的许多亲戚，那里的景色后来成了他许多诗歌的背景。叶芝喜欢与那里的渔民谈天，爱听他们讲故事，这后来成了他创作民间故事的源泉。
叶芝1874年，叶芝全家移居伦敦，可是他们一直思念着爱尔兰，于是在1880年，他们又回到都柏林。1884年，他在父亲影响下想成为一个画家，进入都柏林的艺术学校学习。但到1886年，他便离开学校，专门从事诗歌创作，并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
1889年，叶芝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这部诗集的题材和语言都带有爱尔兰地方色彩，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这一年开始直到1899年，住在伦敦的叶芝结交了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包括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和诗人摩利斯，他们对叶芝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过影响。这一年，叶芝帮助一批年轻的诗人亚瑟·塞墨斯、里昂纳尔·约翰逊和艾尼斯特·道逊等建立了“诗人俱乐部”。这个组织后来成了英国最重要的世纪末文学社团。叶芝赞成他们的唯美主义观点，但他并不被他们的观点束缚。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关于人格和哲学的理论以及诗人布莱克，他编过《布莱克诗选》（1893年），从布莱克那里吸取过以幻景表达诗思的艺术手法。同年，叶芝认识了爱尔兰爱国主义者茅德·冈，并爱上了她。后来叶芝还帮她进行过革命活动，虽然他们未能结合，但叶芝把她当做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在伦敦期间，叶芝还几次去巴黎，接触到当时法国的诗派，特别是象征派，这对他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叶芝这一时期的诗除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外，还有诗集《诗选》（1895年）和《苇间风》（1899年）等。他写了不少成功的作品，如为茅德·冈写的抒情诗《当你老了》、《深沉的誓言》等。
20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民族自治运动。叶芝回到都柏林，并热心参加爱尔兰戏剧改革运动。1904年，他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等一起创办了阿贝剧院，上演有关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他1902年的剧本《呼立翰的凯瑟琳》已表达了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意愿。此外，如《国王的辩证槛》（1904年）、《黛尔丽德》（1907年）、《绿盔》（1910年）等剧也都表现了爱尔兰民族精神。他的戏剧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具有诗的“美”。叶芝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诗歌，但对爱尔兰文艺复兴却做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20年代，因为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影响，叶芝的诗风发生变化，摆脱了唯美主义倾向，用象征手法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他的诗不再有早期的虚幻朦胧，而是充满战斗性和现实感。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好诗，如诗集《责任》（1914年）中的《灰岩》和《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等。
爱尔兰获得自治后，叶芝于1922年当上参议员，并担任货币委员会主席，直到1928年。192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末，叶芝在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贵族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哲学，还翻译了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并在哲学思想上强调善恶、生死、美丑的矛盾统一，追求圆满和永恒。这一切都反映在创作上，如著名诗篇《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这时，叶芝的诗在艺术上已完全成熟，代表作有《钟楼》（1928年）、《旋梯》（1929年）、《新诗集》（1938年）和《最后的诗》（1939年）等。
叶芝与他的好友、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样，愈到晚年，愈富有创作活力。在最后两年，他主张从“心智的洞穴”回到现实生活中，从原始、粗犷的事物中吸取艺术素材。所以他的诗风又有了新的发展，摆脱了后期象征派玄奥莫测、意象繁复的弊病，直接歌颂人生，表现情欲，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特色。除了诗与戏剧，他还写了小说《约翰·肖曼与杜耶》（1891年）、论文集《克里底微光》（1893年）等。
1939年1月28日叶芝在法国南部的凯帕玛汀去世。他的遗骨直到1948年才被护送到爱尔兰，埋葬在斯莱戈的“鼓崖”之下，那里是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地方。
托马斯·哈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诗坛上与叶芝并驾齐驱的著名诗人。《今昔诗集》是哈代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收录了99首抒情诗。这些诗题材广泛，有孩提时代的回忆，平凡人物的悲欢、婚姻生活，生与死的交替与永恒以及战争残酷性的刻画等。诗集显示了哈代日臻成熟完美的诗艺。他对诗节、诗行及韵脚的安排技法更为娴熟，善于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一一化为美妙的诗句。
长篇诗剧《列王》是哈代的一部惊世杰作，最终确立了他在英国诗坛的地位。这既是一部史诗，又是一部话剧，规模极为宏大。诗剧取材于1805年至1815年间的拿破仑侵略战争。全剧分成三个部分，19幕，包括130场，进程与那段历史基本吻合。哈代用诗人的想象力、历史学家的缜密和哲学家的深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如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率英军抵抗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和英王乔治三世及欧洲诸国君主，同时也塑造了普通将士和平民百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