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果盘的少女》所描绘的是加勒比海的安提瓜群岛的妇女劳动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两个青年女子半裸着身子，站在一片蓊郁的树阴下，一个手端着盛满果子的盘子，一个少女手捧鲜花，显然在对她的同伴私语着。两个裸着身体的少女形象端庄，表情认真，似乎都沉浸在朴素的爱情心绪之中。画面都采取大面积的平涂色块，在强烈阳光下晒成棕赭肤色的土著人民，与鲜红的果物，深黑与苹果绿色的腰裙构成鲜明的对比色。他们正站在一片暗绿色的树阴底下，背景是充满阳光的橙色天空，这是一幅热带原始园林的环境。显然，画家不想如实地表现这些景物与颜色，经过他自己的感受，高更把这一切稚拙化了。没有透视，更没有色彩的层次，所有这些异国情调都是带有原始味道的，他以装饰性手法展现出这片景物。画里，塔希提的女人，是精灵。无声地在倾诉有这样一个美丽世界的存在。高更的画，使人时时感觉到一种纠缠——文明与原始的纠缠，束缚与野性的纠缠。在绚烂的颜色背后似乎总有着阴翳在流动。这种纠缠使高更灿烂和痛苦，却不言放弃，最终也沉淀了我们的记忆。虽然心里总是有苦痛和忧郁浇注，但欣喜与欢愉也实在犹如泉涌，剪不断，理还乱。高更终是有了塔希提相伴，他的源泉，他的爱情，他的天堂。
斯人已去。塔希提女人们如花的笑靥和始终如一的真，为你祭奠。
（佚名）
我是双重存在的：我是野蛮人，也是小孩。野蛮人比文明人更优秀。我的画虽然不蓄意使人震惊、让人张皇失措，但是人人看了之后，都为之震惊、为之张皇失措。这都是我的血液里的野蛮人性格所造成的。
——高更
读过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的人，都会记得书中那位放弃优裕生活而献身绘画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法国画家保罗·高更。
1848年，高更出生于巴黎一个共和派记者的家庭，他的母亲是秘鲁人。在高更3岁的时候，父亲为了逃避上台执政的拿破仑三世的迫害，不得不逃往秘鲁。不幸的是，父亲在中途就病故了。高更随母亲在秘鲁度过了4年后，7岁才回到法国。南美的热带风光以及当地原始纯朴粗犷的民风民俗，在高更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种子，这使他永远无法摆脱那浓浓的原始情结。
高更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在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显现出来。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家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要当一名水手，这是在当时高更眼里最富冒险色彩的职业。当高更在大海上漂泊了6年之后回到法国时，他蓦然发现，故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已经去世，故宅也已在普法战争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则成了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被监护人，并娶了一位富有的丹麦少女为妻。
对于高更来说，除了家庭的冷漠，更不可忍受的是职业角色与艺术兴趣的严重背离：证券经纪人的刻板工作每天都在泯灭着自己心头的艺术火花，他感到一走进证券交易所的大厅，他的艺术灵感就被窒息了。他向往山野、向往田园、向往大海、向往蓝天，他向往心中的伊甸园向往美丽的雅典娜……他在心里时常呼喊着：“我要做一个职业画家，以全副身心去拥抱艺术之神。”为了实现心中的这一宏愿，高更在1883年1月做出了一个令其家人大吃一惊的抉择：他要辞去收入丰厚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向着一个新的漂泊不定的海洋，开始新的人生远航。这一抉择意味着，高更失去了稳定的收入也因而失去了往日温馨和睦的家庭，他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依赖卖画为生的流浪画家——在那个年代，画家几乎是可以和乞丐画上等号的行当。
但在如此窘迫的境遇下，高更的创作激情却空前高涨，他对印象派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尝试，画出了一批极具印象派神采的作品。1886年在第8届，也就是最后一届印象派画展上，高更推出了19幅新作，成为实至名归的印象派主力画家。然而，他的悲哀在于当他隆重出场之时，却正是印象派的“谢幕典礼”。他非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却把自己捆绑在一个即将消散的画派身上。随着印象派画家群体在此次画展之后的风流云散，高更也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他艰难地筹措到一笔钱，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然后凄然地离开了巴黎，只身前往布列塔尼附近一个名叫彭塔温的小渔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画家。
高更的艺术风格是在流浪中形成的。1888年2月，高更来到布列塔尼，这个十分荒凉的小地方在高更的眼里却是一片尚未受到都市文明污染的净土。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对以前所迷恋的印象派单纯以大自然光影为表现主体的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最初的怀疑。后又结识了年轻的画家贝尔纳，从此他们成为艺术上的知己。在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方面，高更从贝尔纳身上汲取了新鲜的观念和方法。高更又前往法国南部的小城阿尔，这是在艺术史上一次很有名的艺术之旅。他受凡·高的邀请，前往凡·高所营造的“未来画室”担任“首任室长”，由此不难看出他在凡·高心目中的地位。高更与凡·高，这对艺术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座，在阿尔的简陋画室中聚合、摩擦、碰撞以至分离，给百年艺坛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凡·高1890年自杀身亡的消息，使高更受到强烈的刺激，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法国，前往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继续他的自我放逐和流浪。
1891年4月，高更孤身一人乘船来到太平洋上的小岛——塔希提，迎来了他事业的高峰。在这人迹罕至的岛上，他却感到了孤独的幸福。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股稳定祥和的力量已逐渐侵入我的身体，欧洲的紧张生活早已远去，明天、后天乃至未来的永永远远，这儿都会永恒不变地存在吧！”高更迷恋岛上的原始女性，他喜爱她们那种健康的、粗野的美。他悉心描绘那犹如大地般的朴实、金黄。高更本来就是一个多产画家，在塔希提岛上，他的灵感更是如泉喷涌，在第一次上岛的两年时间里，他画了60多幅作品。
1893年8月，高更回到法国。当这个被南太平洋的海风吹得面孔黝黑的45岁的汉子，身穿塔希提岛上普通人的服装，出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时，他简直被人们当成了怪物。然而，高更的塔希提主题画展失败了，他为配合画展而绞尽脑汁写作的随笔集也没有引起文学艺术界的重视。高更的这次“回归文明”，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象征：他醒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城市和这种文明了，这里不再需要他，1895年夏天他重新回到了塔希提岛。
1897年1月，高更最钟爱的长女因肺炎去世，高更3个多月后才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此后，他与妻子长达20年的通信联系彻底中断。高更在极度悲哀和绝望中，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是高更对人生哲学的一次最深刻的思考，也是其艺术风格的一次最完美的展示，正是这幅巨作，一举奠定了高更在现代西方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幅画完成后，高更在女儿去世1周年的那个月吞砒霜自杀。幸好，他被人及时发现而获救。这使高更的生命又延长了5年，也使这个世界又多得到数十幅艺术遗产。
1903年5月8日，高更死于心脏麻痹。临终前，他带着强烈的自信说：“我想为后人争取一种敢作敢为的权利……我对社会毫无贡献，不过我的绘画作品使我聊可自慰，而且举凡今天从这种自由中获得了好处的画家们，应该对我有所感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