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这样的，”西尔维奥说，“我的确爱拉乌尔，但是不像他爱我那样深，所以他觉得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们日落时分出发，一路颠簸着、摇晃着开到拉乌尔所在的别墅。我们突然出现在忧郁的拉乌尔面前，趁他措手不及之际，将他带回到酒店。我和佩内洛普一直商谈到深夜，想方设法寻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帮助拉乌尔克服精神上的怪毛病。
第二天，我和佩内洛普徜徉在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街道。在一条幽暗狭窄的小巷子里，佩内洛普指向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亚美尼亚文字，佩内洛普识得这门语言，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个算命师。
“我们找她算算吧。”佩内洛普说。
我们走进一座古老的房子，爬上一段回旋的楼梯，穿过数道陈旧、残破、肮脏的走廊，来到一间里屋，看到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正弓着腰搅拌一口大锅，里面散发出一股怪味。她是个亚美尼亚人，会讲一点希腊语，所以佩内洛普能够听懂她的话。老婆婆告诉我们，在上一次大屠杀中，在这间屋子里，她目睹了土耳其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们、女儿们、孙辈们，甚至最后一个年幼的婴儿。这种悲惨的经历，让她有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能够看到未来。
“你看到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通过佩内洛普问她。
老婆婆盯着大锅上缭绕的水汽，过了一会儿，说了一些话。佩内洛普翻译给我听：“她说你是太阳的女儿。你被派遣到人间，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欢欣。这种欢欣将会创造出一种宗教。经过许多曲折，在生命的尾声，你将在世界各地建起自己的庙宇。迟早有一天，你会回到这座城市，也会在这里建起庙宇。你的所有庙宇都将供奉美和欢乐，因为你是太阳的女儿。”
当时，我正处于悲哀和绝望之中，觉得这段充满诗意的预言怪里怪气。
随后，佩内洛普问：“我的未来呢......”
我注意到，她对佩内洛普说话时，佩内洛普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非常害怕。
“她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她的话让人很不安，”佩内洛普回答，“她说我有一头小羊羔，指的是我的小男孩梅诺卡斯。她说：‘你还想要一头小羊羔。’我想，那肯定是指我一直想生个女儿。但是她说，我的这个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她还说，我很快就会接到一封电报，上面会写道，我爱的一个人得了重病，我爱的另一个人快要死了。此外，”佩内洛普继续告诉我，“她说我的寿命不长，但是，我会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世界，最后在沉思默想中离去。”
佩内洛普心烦意乱。她给老婆婆一些钱，跟她说了再见，拉起我的手，几乎是跑着穿过走廊、下了楼梯、钻进狭窄的小巷。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
我们进门时，侍者拿着一封电报走过来。佩内洛普无力地靠在我的胳膊上，几乎要晕倒了。我只好扶着她回房间，然后拆开电报。上面写着：“梅诺卡斯病重，雷蒙德病重。速回。”
可怜的佩内洛普忧心忡忡。我们匆匆忙忙地将东西塞进旅行箱，并打听什么时候有船开往圣夸伦塔。侍者说日落的时候会有一班船。不过，即便是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我仍然没有忘记拉乌尔的母亲。我给她写了短笺：“如果你想要将儿子从威胁着他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让他离开君士坦丁堡。不要问我原因，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带他到我今天下午5点即将乘坐的班船上。”
我没有收到回音。就在船要离岸的那一刹那，拉乌尔拎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跑过跳板，跳上船来。他面如死灰，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我问他是否买了票或者订了舱房，结果是他什么都没做。不过，幸好这里的船务人员都比较热情好客，我可以跟船长协商一下。船上已经没有多余的舱房了，拉乌尔只得睡在我那个套房里的起居室。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有一种母亲般的关爱和忧虑。
抵达圣夸伦塔后，我们发现雷蒙德和梅诺卡斯得了热病。我想说服雷蒙德和佩内洛普离开阿尔巴尼亚这片阴郁的土地，跟我一起返回欧洲。我找来船上的医生，觉得他的话比较有说服力，可惜雷蒙德不愿意离开他的难民和难民村，佩内洛普自然也不愿意离开他。于是，我只能无奈地将他们留在那片到处是岩石的荒凉之地。他们只有一顶小帐篷栖身，来势汹汹的飓风将它吹得东倒西歪。
轮船继续朝着的里雅斯特开去，我和拉乌尔两人都不快乐。他一直在流泪。我之前已经发了一封电报，让人开车到的里雅斯特接我们，因为我不想坐火车跟其他乘客接触。我们坐上车后，向北行驶，穿过一条条山道，来到瑞士。
我们在日内瓦湖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奇怪的组合，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很好的伙伴。我们在湖中的一艘小船上待了数日，最后我终于让拉乌尔郑重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试图自杀了，要为了母亲好好活下去。
于是，一天上午，我把他送上了火车，叫他重返戏剧舞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后来听说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所饰演的哈姆雷特深入人心，这点我可以理解；在诠释“活着还是死去”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有谁能够如可怜的拉乌尔一般理解得那样透彻呢？不管怎么说，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独自待在瑞士，我变得躁动不安，只好开着车在瑞士到处转悠。有一天，我冲动地开车到了巴黎。在巴黎我深居简出，害怕与人交流，甚至连赶到瑞士与我做伴的哥哥奥古斯丁，也无法帮助我，我简直无药可救了，一点声音就会让我焦躁不安。人们走进我的房间，但是我觉得他们很遥远、很虚幻。一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巴黎，站到了自己位于纽利的房子前。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只剩一位过去就在这里打理花园的老头。
再次走进工作室，蓝色幕布顿时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工作，于是决定调整心情、重整旗鼓。为此，我派人叫来了朋友汉纳·斯基恩，让他为我弹奏。然而，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事实上，经过了这么多事，我第一次哭了出来。这里的一切，只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我甚至出现了幻觉，仿佛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嬉戏的声音。有一天，我不知不觉中走进孩子们住过的小房间，看见他们的衣服和玩具散落一地，我彻底崩溃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在纽利住下去了。不过，我还试图想改变这一切，就请朋友过来陪伴我。
但是一到晚上，我就辗转难眠。房子离河太近了，潺潺的流水声总是分外清晰。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开着车一路向南。只有坐在汽车里，以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才能够暂时远离那些撕心裂肺的痛。
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我开始了漂泊之旅。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威尼斯运河的平底船上，让船夫整夜地划着桨；有时候，我又穿梭于里米尼古城。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一晚，得知C就住在该城。本来很想去找他的，可是想到他已成家，跟他见面只会给彼此添麻烦，于是就没有去。
一天，在海边的一座小镇里，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伊莎朵拉，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游历。诚邀你过来，我会尽力安慰你。”署名是埃莉诺拉·杜丝。
我一直不清楚她怎么知道我的消息，还给我发来这样一封电报。不过，一看到落款，就知道她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人。电报是从维亚雷焦发过来的，正好位于我所在的海岬的另一侧。我给埃莉诺拉·杜丝回了电报，除了表达感激之情，还答应她马上抵达，于是我马上开车奔赴她那里。
我连夜赶到维亚雷焦，遭遇一场暴风雨。埃莉诺拉·杜丝住在乡下的一幢小别墅里，离市区很远，不过她在格兰德酒店留下了一封短笺，让我去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