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得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所持的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并不以为自己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而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5.给他人机会即是给自己机会
李嘉诚说：“经商不是简单的1+1那么简单，你想拿11%反而发不了，只有拿9%，财源才会滚滚而来。”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在他的领导下，企业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是，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而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加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厚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出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所以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是毋庸置疑的。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济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李嘉诚很快便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和信任。在后来的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
一次，李嘉诚在董事会上讨论拿多少股份的问题时说：“我们公司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我主张拿9%的股份。”同时还强调经商不是简单的1+1那么简单，你想拿11%反而发不了，只有拿9%，财源才会滚滚而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人首富李嘉诚充分考虑合作伙伴利益的经营之道，这也是促使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以和为贵共进步，互惠互利同发展。生意场上，双方合力一定能办更大的事情，能为彼此带来更大的利润。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合作与共赢是企业发展壮大所必需的，给他人机会既是给自己机会，让他人得利，自己也会得利。以和为贵，互惠互利，是企业经营的更高境界。
6.做事大气，取舍容纳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董事袍金（年薪）全部归入长实公司账上。他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20多年来一直如此。5000港元的董事袍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不及长实公司一个清洁工的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