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相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其内容为倡导“经济自由”和“个人选择”的价值理念，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比如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布坎南、贝克尔、科斯、诺思、卢卡斯等人。从这点可以看出，代言人的挑选工作也一直是国际金融巨头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潮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志的，那么到底“华盛顿共识”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酝酿出台的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于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充当起了救世主，貌似中立的国际组织背后，实际上是华尔街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身影。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宰作用。
凡事都有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萌芽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分不开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金融财团控制下的大公司，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狭小的国内市场，而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森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尤其在外汇管理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是有限浮动制度，这使得跨国公司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在资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占领新的市场，开辟新的经济殖民地，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披着美丽的外衣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拉美和东欧乃至俄罗斯，这些不是处于经济转型，就是在衰退漩涡中苦苦挣扎的国家，成了最好的突破口，这些国家纷纷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的试验田。于是，我们看到了拉美国家的经济衰退更加严重，金融危机层出不穷；而实行依据华盛顿共识制定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经济还不如80年代末的水平。经济停滞、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微薄的收入，成了这些国家的时代标签。
二、全球化的真相
新自由主义经济其实还有个更美丽的外衣——全球化。这个时髦的概念，似乎把人类融合、互通有无、荣辱与共的理想都容纳在里面，做成了一个大大的蛋糕，看上去无比诱人，似乎也是要和全人类分享。不过事实呢？分析问题，常常结果才是最客观的，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个蛋糕只是少数人的盛宴，绝大多数人，恐怕连残羹冷炙也尝不到。
全球化在很多人的心里是种美好的想往，似乎地球村的实现指日可待。可是，当那一天真的来临，也许连后悔的机会都不再有。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日子是这样的：不管你身处地球村的哪个角落，每天早上起床，刷牙用的是高露洁、佳洁士；吃的是牛奶、面包，而洗发水、香水也差不多就是那几个国际品牌；出门后到处都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快餐；街上跑的也都是毫无新意的几个品牌的汽车；渴了只能喝可口可乐，或者咖啡；工作中说的是英语；而晚上，进入电影院休闲一下，看的是好莱坞的大片；甚至在你入眠的时候，你失眠了，发现供你选择的，也只有一种品牌的安眠药……无论你是在北京、巴黎、还是曼谷，抑或是南非的开普敦，都跟在纽约没有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一场奇思妙想的梦，而是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由于全球化，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淡化了我们的道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抛弃我们的语言……当全世界人都在做一个相同的梦——美国梦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美国化？！
先让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或者叫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而那时的英国已经强壮到要到全世界殖民了。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即使在所谓自由贸易时期，为了得到高额利润，弥补中英贸易逆差，英国政府竟违背基本商业道德，向中国输送大量鸦片，进而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现在，看到西方动辄以反人类罪起诉他们的对手的时候，当真让人啼笑皆非，无言以对。
再来看看美国：在历史上，面对英国为首的欧洲工业国家产品倾销，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保护下完成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曾说：“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而那时，美国以无可比拟的实力雄霸天下已经有几十年了。
“亚洲四小龙”的例子也是如此，在二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都曾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标准，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调查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因为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开出的经济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建议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但是，日本政府没有这样做，丰田公司更没有这样做，日本已经成长为一等一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丰田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
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在民族经济攀登到了一个足以俯瞰全球的高度之后，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采用这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成长为竞争对手。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它只对拥有强大资本并能操控美元及资本的一方有利，而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被解除了武器，失去了保护，也就没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重新被置于受剥削和被控制的境地。所以，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是美国主宰世界的基础，是美元霸权的有力支撑，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益的彰显，其背后推手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毫无阻拦地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资产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美国居于其中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廉价产品和劳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产品。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全球化的终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帝国，而帝国的首脑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美联储实际就成为世界央行。在这个帝国里，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合法地居于统治地位。
三、在全球化的泥沼中挣扎的第三世界
喜欢看拳击比赛的人都知道，不同重量级别之间的对抗并不被允许，由于体重、力量、技巧的差异，两者的较量没有真正的意义。可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这样的规章荡然无存，恃强凌弱成了通行法则。提起自由贸易，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常常为人所乐道：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是乌托邦，从来就没变成过事实，而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就像不同重量级别的拳击手相遇一样，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不可能，也绝不会是互利的交易。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加纳政府无奈接受，结果就是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的农民和食品企业蒙受了灭顶之灾。然而，这真的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吗？面对一穷二白的加纳，IMF的经济专家们却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要知道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
还有赞比亚，由于该国有丰富的棉花资源，在一些城市的工业区拥有先进的轧棉、纺纱工厂和仓库，可以生产世界一流的棉纱和灰布，以及各种服装。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纺织服装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出口收入，从而为赞比亚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本来，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蓬勃发展，最终却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实际上，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从来都是对外不对内的，又比如中国，通过几十年工业基础和廉价劳动力得来的产品，却因为贸易顺差遭到了美国的责难，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率大幅升高，也成了“中国制造”惹的麻烦，于是，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各种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比如轮胎特保案，比如油井管。每每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能看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实质。
因全球化而走上种植毒品的事情，可谓天方夜谭，但现实让人们跌破了眼镜：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与加纳遇到的情况一摸一样，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这是多么讽刺的结果，全球化不是一道属于世界人民的盛宴吗？怎么最后成了毒品的温床？
在发达国家在倾销他们过剩产品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却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但由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许多药方都要求当地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久而久之，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几乎都成了文盲或半文盲，完全不懂现代科技，更谈不上工业技术。在一些非洲国家，如加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的预算削减，使更加贫穷的老百姓无力供养学生读书，导致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这样的循环往复，让这些在苦难中煎熬的国家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而索马里的例子就更加极端。第一次听说索马里，可能很多民众是通过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黑鹰坠落》，这部根据一次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让我们感到非常纳闷，怎么索马里人都那么残暴？对待美国大兵为啥有那么大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