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认为，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最有可能在日本或者国内，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还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
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
还有一种离奇的传说认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将美方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号沉船上。
这一说法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
“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
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
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地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由于受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
但在对“阿波丸”号的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而历史记载“阿波丸”号的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号，这也是“阿波丸”号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到了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14名院士联名发起“世纪末的寻找”开始了，大家再一次把目光转移到了“北京人”的寻找中。2005年北京市房山区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并设工作队具体负责寻找工作。
围绕着“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寻找，已经进行了60余年，关于“北京人”的去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通过众人的寻找，相信终有一天，“北京人”会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历经波折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朝后期的青铜铸品，它外形古朴雄伟，全鼎重达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当初发现被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后又历经了日军的审查和国民党要运往台湾未果的种种磨难后，终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地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下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刃了，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他可能探到宝物了。
按照当地习惯，探宝不分地界，但是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开始破土挖宝了。
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
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面向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是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他们两人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40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5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另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再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鼎的另一头，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他们一点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此时，天将放亮，为了防备别人发现，他们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直到这时候，吴希增和吴培文才看清他们挖到的宝贝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由青铜铸造的大方鼎。它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用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边棱角之上有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鼎耳的两侧用鱼纹装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都有兽面。
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张开巨口，共同含着一个人头，这就是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仙的威慑力。在鼎的腹部铸有“司母戊”3个字。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次就特地前来“参观”。后来，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4—10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
村民受到20万银元的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他们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
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6年6月方鼎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10月底，为庆祝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为寿礼，蒋介石指示，把方鼎拨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同方鼎合影留念。
1949年，在国民党撤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知因何种原因或是因为重量问题而没有把方鼎运往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方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专家们就仿照鼎上的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扑朔迷离的蜀国青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因为这三个黄土堆分布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所以，人们说“三星伴月堆”而得名三星堆。而在三星堆附近的鸭子河畔，耸立着一座造型奇特，成椎体的建筑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古遗址所在地。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民燕道城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埋有玉器的坑。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城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还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当时，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挖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城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挖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的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玉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挖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这一年的7月18日一天的下午，一个民工向挖掘三星堆的考古人员报告说挖到了几件玉器，但是遭到了挖掘的民工的哄抢。考古人员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对当时参与了哄抢的民工进行宣传，最后，他们归还了这批玉器。考古人员在对发生哄抢的地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发现，在现场还有一个未被人发现的宝藏坑。
考古人员开始对这个坑道进行了整理。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把这个坑命名为“三星堆一号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出土的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而8月14日傍晚，一件令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闻迅立即赶到现场。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挖掘。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
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那么，这个正在挖掘的遗址，难道就是史书曾经记载过的蜀国遗迹吗？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人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国只不过是邦外的野蛮人。
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国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公元9世纪，蜀国人才开始建造都城成都。而三星堆就在成都平原上，因此可以推断出，这次考古中由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文物，正是属于蜀国文化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国考古中也诞生了一个和蜀国文化有关的“三星堆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青铜器。三星堆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青铜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还要数青铜面具、青铜树、青铜大力人像、青铜人纵目像以及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面具。
考古工作者在二号坑里发现了六件残破的青铜树，它们依次被命名为一到六号青铜树。为什么三星堆里会出现这种青铜树呢？
原来，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代表扶桑和若木。这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这些树都是代表了凡间和天界之间互通的阶梯，是人向往通天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