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秉珊
康妈妈
人们叫她“康妈妈”，其实她才20岁，是全队党员中党龄最长的一个，她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是一个典型的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工作者。她公而忘私，严于律己，虽然文化程度不算低，但学习文化和马列不耻下问的精神令人感动。在她身上看不到像她同龄人常有的稚气未脱的天真，全班同学无论年纪大小无例外地受到她的关心照顾，而且一视同仁，绝无使人有厚此薄彼的感觉。她和在敌后一起工作又同到延安的两位同志可说感情深厚，但是从来没人感觉她们之间有什么“老乡观念”或来自一个“山头”。她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对党的号召、上级的要求总是配合得那样默契、执行得那样坚决。个人的思想感情以至喜怒爱好好像都融化在大集体之中了，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办到的，因此人们又觉得不可理解，她像一块精心雕琢过的玉器，已经看不出这块璞玉的棱角和粗糙的面目了，时代造就出像她这样一批革命的瑰宝，同时也难免留下一些雕琢的痕迹。
1938年严冬，我们从敌后到达延安抗大，当天便被分配到女生队四班，同志们热情地招呼我们打水洗脸洗脚。一位身材瘦弱、有些枯黄间或有几根灰白的头发，鼻间额边几颗浅浅的麻子（大概是农村缺医少药、营养不良的印记吧）的同志和班长忙着安排我的铺位。晚间全班同志各自作自我介绍，我得知她叫康锡玲，贫农的女儿，是冀西易县妇救会主任。她见我唯一的行装是件棉大衣，便把我从炕的一头换到两位同志中间，从她那单薄的被子上扯过一条旧线毯给我铺上，我执意不肯，她有点恼火了：“难道我们看着你冻坏了不成？”全班很“抱团儿”，围绕在老康和班长周围，班长有事总要找老康商量，老康从不乱出点子、瞎指挥，总是亲自动手协助班长。同学们有了缺点，她耐心地劝诫，谁心里有什么不愉快，她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厌其烦地问个究竟，直到解开她的思想疙瘩。
抗大那时党还不公开，每逢星期六，班里的几位党员便悄悄溜走过党组织生活去了。回来时有位同学故意问她们到哪去了，她们不得不支支吾吾，有的说洗澡去了，有的说到大队部取家信，问者答者都心照不宣。老康却从不支吾，而是会心地一笑，笑中饱含着信任和期望的眼光。
一个星期六下午，党员不在，我们照例大扫除，在炕席底下发现康锡玲的一个思想汇报底稿，引起了大家兴趣，互相传着。人们本来对党员的思想汇报就有一种神秘感，怀疑收集非党员的材料。这份汇报原来是为了过河抬粮做的自我批评，调子提得很高，说是自己逞强好胜影响了党群关系，还丢失了队里的财物，同学们看了颇为她这谦虚的自我批评感动，我看了尤其感到惭愧。
我体壮力大，每逢体力劳动总是抢重活干，那时学生每月总要到延河对面粮食库背几次粮食。这次我和老康共抬一袋过河，她个子矮，粮袋总是滑往她那一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拉过来。这次我发现她腿肿了，便把粮袋拉到偏我这一端，她坚持不肯，我坚持要拉，站在延水的急流里你拉我扯争执不休，我赌气把扁担一抽，背起袋子就走，还赠了她一句“真机械”。晚间发现她辗转反侧，说粮袋丢了。我迷迷糊糊地说，丢就丢了，快睡吧。谁曾想为了一桩抢粮袋的小小风波，她竟然给自己戴上了“影响党群关系”的帽子，看来心情还挺沉重呢。翌日我和她开玩笑说：“你这帽子也太大了些，那么我也得戴个‘不服从党的领导，破坏公共财产’的帽子呀！”她听了用手捂住我的嘴，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天真——少见的天真，脸上也浮现出一抹青年人特有的魅力。
开荒——大生产时，这个瘦弱的姑娘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时又故意落在后面，看谁漏了一块，便给补上一镢头，哪块茅草根没锄掉，弯腰给拔个干净，看到后面的队伍没跟上，就来几句安慰又是鼓励的话：“别慌，我们来支援你们”，“快到地头了，不着急”，“同志们饿不饿，白馍送上山了”。有人夸她真是个劳动能手，她总是说：“我们山里的孩子，干惯了，你们可别跟我硬比，小心扭着腰砸了脚。”休息时她耐心地把着手教大家镢头怎样拿法，脚步怎样站法……晚间大家都睡了，她还在小油灯前，写点什么，才悄悄睡下。
1940年夏，女生队解散了，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转入女大学习，老康则跟随周副主席到重庆办事处工作，以后又调到南京、广州等地，从事艰苦的、默默无闻的党的内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她刚刚工作不久，因极度兴奋和长期病弱，在一次会上昏倒在地，从此再没有站起来。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在党的哺育下，始终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耕耘，但是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写到这里，“康妈妈”的朴素无华，用自己的热暖着人们的心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双丰收
延安的早春三月，河水刚刚开化，大地还没有换装。天不亮我们这批劳动大军便出发，爬沟越岭，到目的地已是红日高照快10点钟了。抬头是一望无边的秃山，脚下遍地荆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天啊！陡直的山坡两脚站也站不稳，更不要说抡镢头了。我使出爬五台上太行的气力，一镢镢地往上扒，直累得腰酸腿疼，猛抬头，前面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几位文弱姑娘和我竟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瘦弱的康锡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边掘边招呼后面：加油，加油！快休息了，我心里暗自咒她：想当模范，不要命了。休息了，我累得头昏脑涨，不知谁向我扔来一枝甘草根：“尝尝，可甜。”我躺在山坡上，眼皮抬也不抬，一阵拉歌的喊声，此起彼落。我粗声粗气嚷着：“你们有劲没处使了！”
晚间，躺在炕上虽然很累，却辗转反侧睡不着，两种思想开始折腾：一个说边区军民十几万，不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国民党要扼杀我们，边区农民负担过重要脱离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个说靠这些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知识分子一天挖不了几分地，收的粮食还抵不上一天两三顿白面馍（开荒时改善生活每天都吃白面馍），干什么不比种地划算，真是得不偿失。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各有自己的劳动价值观。但是干什么能换来粮食？边区生产如此落后，一亩地收不到百斤粮食，边区农民半年糠菜的生活，在他们身上能换来什么，想来想去得不到答案。
我困惑但不埋怨，跟着大家早出晚归，逐渐地两腿不那么僵硬了，手上长了茧子拿起镢头也顺手了一些，翻地的速度普遍加快了，眼看一座秃山荒岭在人们的镢头下一块块被吞噬着，在阳光下新翻的土地散发着热气。闪着金黄色的土地记录着新开垦的面积每天累进，鼓舞着大家征服大自然的勇气。我的心情不再那样低沉了，这座小山也对我不再是望而生畏、高不可攀了。天快晌午了，四路人马集中突击最后一个“堡垒”，没有人声没有笑语，只听镢头着地的锵锵声和“吭唷”的喘气声，汗水从前额流到眼边，从眼边掉到地下，忽然脑海里闪出了一句农谚：“一颗汗珠掉地摔八瓣”，这是旧社会的农民苦难深重的写照啊！以后逢到农村参加割麦、干农活满头大汗时，“摔八瓣”就在脑中浮现出来。苦和累就不那样折磨自己了。
1944年边区劳模大会上，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人们边区大生产的成绩，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两年的拼搏，千亩良田的硕果展示在人们面前。粮食生产不仅自给，而且交了公粮。全边区部队粮食达到自给、半自给，战士干部每人都能穿上边区工厂自纺自织的棉布军装，中级以上干部还能穿上一套粗毛料服装。饭桌上再不是一天三顿土豆，鸡蛋、西红柿、猪肉、白菜、粉条，已不是稀有的菜肴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像火柴、蜡烛、煤油、纸张、药品……也都能自己生产，一些机械制造、军火生产、化学工业都已初具规模，技术人才也有了用武之地。边区的文化教育也提到日程上来了，著名的杨家湾小学就是农村的样板。劳模大会上的报告发言和实物展览，把我引入深思：国民党反动派逼着我们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道路，也逼着我们学会生产管理的办法和经验，涌现出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培养了大批管理经济和掌握技术的人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锻炼了人们敢于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学会向困难作斗争的本领，在困难中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我身上经历着同样深刻的变化，我们得到的这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财富，它的价值将是无法用天平计算的。想到这里我顿觉豁然开朗了，我的“得不偿失”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