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曼哈顿13号地铁站的墙壁上，画满了地图。有关于抢劫的，有关于凶杀的，总之是关于各种各样的犯罪的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许多个圆点，每个点代表一个犯罪事件。地图每天都会更新，在大街上非常醒目。
与这种犯罪地图有关的最有名的追捕是逮住了考克斯。考克斯被控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制造了70宗抢劫案。手法很简单，在电梯里用匕首威胁单身乘客。13号站的地图显示出了一些规律。警长达比安排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关注这宗案例。结果终于在28号街东31号的电梯口把他搞定，当时他最后一次作案的受害者还没来得及打911报警。
三年前，纽约的警察也许从来都不会去关心那些导致考克斯落网的犯罪手法，更不会去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把那些犯罪规律归纳出来。因为他们的上司从不肯低下他们高贵的脑袋去察看每个星期的地铁犯罪纪录。但是到了1994年，前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上任以后，一切都变了。
布拉顿推行了以扫荡街头犯罪为中心的一项改革。结果在全市范围内，所有76个地铁站的总犯罪率戏剧性地大幅下降到70年代初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1993年到1995年凶杀减少39％，夜盗减少1/4，丢失的汽车减少了36％。在全美25个最大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纽约居然列第23位。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已经完全不是任何社会理论或者人口统计学数据可以解释得了的了。
市民的反应也是相当满意。纽约的一位老师哈里森说：“每天我从床上起来，看看窗外这座终于变得宁静祥和的城市，我真想感谢上帝。”1993年她15岁的儿子曾经就在她家的楼前遭到一群小流氓毒打。
纽约警察采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受到了一个所谓“破窗理论”的启发。这个理论最初由政治学专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在1982年提出。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且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秩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巴斗在26年前组织的一项实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给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按照加州洛杉矶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威尔逊的说法，“有两种类型的行为异常：躁动和生理异常。两者都可能导致人们拿他周围的邻居当出气筒”。对警察来说，关键问题是要高度重视行为异常的细微的征兆，并且做出应对。
布拉顿在他掌管纽约交通警的时候开始实践他的战略。因为地铁警察以前是不重视所谓“低度犯罪”的。布拉顿在他给《法律与政策》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地铁无序和地铁犯罪在80年代后期开始蔓延。那些长期逃票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无家可归骂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销的、墙壁上涂鸦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个地铁里弥漫着一种无序的空气。我相信，这种无序就是不断上升的抢劫犯罪率的一个关键动因。因为那些偶然性的罪犯，包括一些躁动的青少年，把地铁完全看成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
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论”为师，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位是通缉犯；每二十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位携带武器。结果是，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开始下降，治安大幅好转。
1994年１月，新当选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任命布拉顿掌管纽约警察局。就因为他对“破窗理论”的出色阐释。而布拉顿开始把这一理论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他指出，这些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点。因为针对这些看来微小，却很有象征意义的犯罪行动大力整顿，结果带来很大的效果。5000名新增警力精神抖擞走上街头，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被告知要认真推进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法规。那些酒徒、街痞、瘾君子全都被雷霆万钧的“生活质量”行动涤荡得一干二净。借助犯罪地图，警察们可以迅速确定那些持枪犯罪的“热点”。在这些街区，会有专门的特警小分队重点盯防，他们提醒所有的居民不要放过那些带枪的家伙们哪怕是最轻微的犯罪苗头。在两周一次的战略分析会上，所有部门负责人都要集中研究街头犯罪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地铁站，如果哪个片的犯罪率上升，那儿的警队队长就要被炒鱿鱼。
“警局的最高领导居然要关心街头的那些‘毛毛雨’犯罪，这在纽约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整个美国绝大多数警察局也是史无前例的。”马里兰大学政策研究专家沙尔曼感慨地说。“以前的情况就好像医院的领导们并不管看病，只关心怎么经营他们的医院。警察局里，抓罪犯是当兵的干的差事，当官的管不着。”
在许多别的城市，警察部门也同样对“破窗理论”引起了重视。但是他们选择的目标大多是一些市容环境的治理，比如说修路灯，拆旧楼，把那些废弃的汽车全都拖走。结果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达拉斯的警察局就有一种非常望文生义的想法：修好窗户，犯罪就会减少。可是往往是维修工人前脚刚走，“咣当”一声就又给砸破了。可见，真正的城市垃圾并不是那些破烂的东西，而是以往被人们掉以轻心的形形色色的小奸小恶。
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纽约市的治安已经大幅好转，甚至成为全美大都会中，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97年３月，布拉顿被朱利安尼请出了警察局。因为人们把这个庞大都市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崭新气象都归功于布拉顿，功高震主了。
"偷车试验"和"破窗理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犯罪心理学。不管在什么领域，什么角度，"破窗理论"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以此类推，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大多都与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分不开的。
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自觉排队上车，就不会有几个人想贸然插队？相反，如果车辆还没有停稳，人们便你推我挤，争先恐后，急着上车，就算是有人想排队的话恐怕也没有耐心了。
在公共场合，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是要靠每个人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营造出来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粗鲁、野蛮和低俗行为而形成“破窗效应”，进而给公共场所带来无序和失去规范的感觉。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形成这种影响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的作用。
知识窗：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大的破坏和犯罪，都是从“小奸小恶”开始。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已经成为屡验不差的真理。因为任何一扇“破窗”的出现，都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这种无序感会成为引发犯罪的一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