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部分党报在群众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而且这些尝试对其他党报如何搞好群众也存在较强的启示意义，但是就党报整体而言，群众工作职能还是处于弱化趋势。为什么党报群众工作会出现一个由强到弱的这样一个趋势？是不是党报群众工作就真的没什么存在价值了？
下一步党报群众工作又该如何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要从党报自身找原因，也要从党报的存在环境找原因。因此，这里我们要对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的背景进行分析。
一、社会转型与党报群众工作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根源，党报群众工作也不例外，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脉络可以看出些端倪。转型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而上升为社会学的概念，即由经济体制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学专家宋林飞认为，在中国，“转型”（Transformation）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的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宋先生把中国社会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论述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含义：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所谓社会体制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所谓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所谓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无论怎样看待社会转型的含义，这种从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都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党报群众工作而言，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8年）曻计划分配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商品经济体制（1978～1992年）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以后）的转换。在计划经济时代，党报跟经济发展是完全隔离的，党报发展所需经费都是财政供给，党报俨然是各级党委的一个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这个时期，党报的部门设置，跟党政机关的部门设置是完全对应的，譬如党报的财贸部对应政府部门的财贸部、党报的群工部对应党政部门的信访办；在新闻即宣传的语境中，党报的工作职能是党政机关工作职能的媒体映射，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党报工作呈现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从中央党报、省级党报到地市级党报，部门设置、版面布局都是一个面孔。尽管这个时期各家党报都有功能齐全的群工部，都在搞群众工作，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这个时期党报群众工作就一定搞得很好。因为，这个时期党报群众工作的评价标准是按党政部门工作的标准来评价的，群众对党报群众工作没有发言权；而且这个时期城乡群众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工作单位和农业合作社，群众的个人利益诉求消融在集体利益诉求中，无论是党政部门群众工作还是党报群众工作，都存在群众工作对象上的个体缺失。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激活了广告市场，但是党报运行机制依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财政经费的“断奶”远远不能冲抵广告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个时期，党报发展属于利润增长型，在运行机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开辟广告市场来获取不菲的经济收入；党报发展开始步入主动、自觉阶段，扩版、改版之风尤盛，尽力满足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城乡群众的信息需求，成为党报内容的一个重要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党报群众工作也得到快速发展。
因此，这个时期党报的发展带动了党报群众工作的发展，不仅群工部门名称和职能没有变化，而且群众工作还得到了加强。
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党报发展环境的系列变化。党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仅办报经费靠自身筹集，而且之前党报发展中的行政发行等优惠政策的力度也越来越弱；都市类报纸的迅速崛起，给党报的读者市场和广告市场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在转变人们信息接受观念的同时，也大幅瓜分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这个时期，党报发展成为完全的独立自主型，部门设置、版面调整、新办子报都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在找不到以信访接待为主的传统群众工作跟当下报业市场结合点的情况下，部分党报或撤销了群工部，或弱化甚至取消了群众工作职能，或把群众工作职能让渡给子报。总之，这个时期党报群众工作职能呈现弱化趋势。可以说，从尊重党报发展自主权的角度来看，对于党报如何搞群众工作无可厚非。但是从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特殊关系来看，从党报群众工作对和谐社会构建、国际舆论斗争、民主政治建设、新兴媒体传播、党报发展转型的重要意义来看，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又不仅仅是党报发展自身的问题。究竟如何发掘党报群众工作跟党报发展的市场结合点，如何创新党报群众工作观念，如何改进党报群众工作思路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切实解决的。
经济体制的转型，不仅带来党报发展的变化，而且还会社会问题的频发。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是一个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凸现期。社会矛盾的凸现，更需要群众工作来努力化解，党报群众工作岂能袖手旁观？
（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方针。可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迅猛推进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则出现了相对滞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认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系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纲领。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正式使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用语，并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绘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三
大报告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初步构想。然而，1989年突然而至的北京六四政治风波和随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上半年，党中央将注意力放在“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搁置状态。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分9个方面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报告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回顾和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有序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需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此，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七大不仅肯定了舆论监督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为舆论监督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开展联合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而舆论监督作为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报的特长和优势，党报舆论监督应该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大有作为。
二、群众转型与党报群众工作
本课题引论部分在谈到“党报群众工作应当廓清的几组关系”中，其中一组重要的关系就是“认清群众与研究群众”。只有明白了群众的内含，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群众，党报群众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并产生良好效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群众作为党报群众工作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经历了一个转型。党报群众工作需要把握群众的这种变化，具体而言，这种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群众信息接受从被动型到主动型转变
一般来讲，群众的媒介接受能力主要取决于群众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在20世纪50～70年代，且不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传媒资源的计划配置，基本阻绝了群众对传媒的决定性影响，就是群众有机会影响传媒，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在城镇，我国这一阶段实行的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这30年的时间里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幅很小，能维持家庭的日常消费就很不错了，城镇居民的自主经济支配能力很差。至于农村，在“大集体”的劳作方式下，吃饭问题比城镇显得更为紧迫，更谈不上自主经济支配能力。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当时群众的传媒购买力十分低下，也根本无法对传媒发展产生什么经济影响。从文化水平来看，这阶段文盲人口超过35％，有的年份甚至达到40％，这些人不能阅读报纸，完全可以排除在报纸的受众范围之外，即使他们有条件收听广播，也不过是浅层次的接触。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以1964年为例，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42％。
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这阶段社会人群接触媒介的广度和深度。
鉴于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加之当时传媒机制的影响，群众对传媒基本上是被动接受。
进入80年代以后，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大幅增加，经济收入的增加又促成了居民自主经济支配能力的增强，并进而提升群众对传媒的购买力。虽然这阶段市场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还是出现了群众自主消费传媒的热潮，报纸的自费订阅就是一个明证。据有关资料表明，1983年面向农村或主要向农村的经邮局发行的科技报59种，期发626.8万份，基本上是农民自费订阅。不过，与50～70年代的传媒资源短缺相比，80～90年代初传媒资源的相对丰盛也只是对前一阶段群众饥渴信息需求的一种慰藉和满足，群众的主动性也只是在传媒设置的有限范围内有效，还不能对传媒的生存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从文化层面来看，这阶段整个社会人口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从而导致群众接触传媒的广度和深度也较前一阶段有了进一步提升；不过，由于受“计划体制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经济大环境的制约，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还不能体现在传媒策略的调整中来。因此，这阶段群众对传媒的接受总体上还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