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精神的结合
人并非生来就具有智慧，并以此生活。身体的流程性仅仅由维持其自身所需要的功能性而被规定成一种生理系统。因而，作为对外在世界的反应，各个身体虽然可以认识到表达的一种表现力，但是却不能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人们在面临表面的精神自然化以及所谓的交流天性时，不能忽视人类所特有的精神交流这一差异，它包括对世间之物进行的反思式交流。人类的生活在身体与精神的结合中进行，这毫无疑问；只不过，这一结合是个体发育意义上的（Ontogenetisch）发展带来的结果，其中自然本性的基质中加入了思想，感情表现从精神上得到细致刻画。在差异中的统一里生成一种想使经历此统一成为可能的持久需要。对此，两性间的爱情尤为适用。在两性共同体中，身体找到了将内心化的非交际性和人类生活中的交际性这二者进行汇集的地方。人类生存的孤独被感知和注意到，但同时也被交际性地包括在内。
自我（Das Ich）
对爱情的需要还在于：人类生活在其结构上以自我为中心。此中心化并不首先是也不已经是有机体自我指涉流程带来的结果，它更多地是由每个主体带着对自身行为能力的培训而与世界面对面时的处境来决定。主体总是作为世界的中心立于此地，并试图使世界与自己保持一致。这也同样适用于近代主体以世界为出发点对自身进行思考的时候。结构上的以自我为中心使得人们产生了将单一的自我与世界进行联系的需要。这在过去的社会形态中尚未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当代，在他人身上实现的自我与世界的交际关联已经成为自我可以确证其生存方式的最后的堡垒。
其他的爱
如我们上面所展示的，当人们从对爱的需要这一角度来考察时，与爱相比，甘拜下风的是人类生存的双重状态：即从生理组织上看人类依赖于社会文化的、精神的生存方式。后者的目的在于使对此生存方式的体验成为可能。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爱。人类在早期儿童阶段就一直发展着自身对亲密性的需要，到了青春期在与性的关联中再对此需要进行重新组织。而且一直以来，人们都追求身体和精神的融合，并以此来建构二者的统一，利用塑造人类生活的机会。每个人也总是一个单个的自我，通过他人联系世界。对人类为什么会产生爱进行思考，人们会发现，两性之爱与其他类型的爱之间有着紧密的亲和性。比如母爱，对双亲、兄弟姐妹的爱，朋友之间的爱，这些都取决于人类的一种需要，即想要比其他人与某个人更为亲密、想要对他人表示自己的信任、想要他人信任自己、想要在交际中熟悉生活处境等等。因而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爱中发现两性之爱的某种功能性等价物。当然二者还是有区别。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爱可以借助两性之爱的方式将身体与精神融合在一起；但这也只是人类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人
爱情需要一个他（她）者。即使当人们可能不会只爱一个人的时候，也同样如此。为什么刚好是他（她）呢？这个问题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与工业社会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过去的生活实践更为固定，由阶层与环境决定的族内通婚加强了各种期望的共同之处，并使生活处境结构化。这样的条件下，对方在道德上的完美显得最为重要。产生爱情的可能性存在于共同生活的实践之中。因为农业社会中双方不能自由选择，富裕阶层选择对象时夹杂着财产利益，所以认为农业社会中不曾有过爱情，那就颠倒了事实。从浪漫派起，他（她）者就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其原因不在于浪漫派言说爱情的符码；而在于，这个他（她）者确保了自我能够以一种人们认为能够生成意义的方式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固定关系和家庭组织
爱情需要固定关系，而且没有时间期限。人们也知道，爱情可能并不会持续一生，结上两三次婚也是正常的。尽管曾经爱过，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我爱你”，但只在当时当地，也许今天就不再爱了。正因如此，从一开始起，人类两性共同体就以家庭组织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期长久，人们绝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才组织家庭。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就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婚姻中是否可能存在爱情，现在人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了。认为只有婚前阶段才有爱情的想法，其根由在于约会时的欣喜若狂：每个人都在对方身上体验到一种迄今未曾经历到的自身存在的可能。而随着日常化阶段的到来，欣喜若狂也会逐渐消失。人们想尽情享受自身可能性的要求，解释了为什么性很难被囊括到家庭组织的持久性当中。可能正如生物学家们确信的那样，种族史中使尽可能多的女性受孕这一本能萦绕着男人们！而对人类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与他（她）者的相遇总是给我们提供了体验自身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是体验之体验，所以风险显而易见。
权力的痕迹
人们生活在对自己的担心之中，所以他们不得不试图借助可支配的权力潜能塑造自己的生活。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权力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包括在两性关系中。爱情并没有消除权力；爱情使对方赢得融合双方生活的意义。
观察一下现实中的两性关系，套用罗伯特·穆齐尔的话，我们会更加怀疑，人类是否在如此幸福的关系中生活过。两性关系中存在着困难，其最为持久的原因在于，社会是通过权力组织起来的。所有早期社会形态的两性关系中男性较之女性拥有更大的权力潜能，因为女性依赖于通过身边的男性——父亲、兄弟、丈夫——（紧急情况下需要使用蛮力对抗其他的男性）实现她的利益。女性对人类生活景况所发挥的重要性无法抗衡这一依赖性。只有权力才能阻止权力。
权力推动着历史，统治尤其是一种推动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但是统治是一种从希腊城邦开始组织权力的组织。它总是与侵略、战争和压迫紧密联系。从早期的高度人类文明开始——最迟始自古代——女性就被从历史中排除出来，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统治所推动的历史。统治是男性们的领地，所以女性主义者们有理由说，这种历史不是她们的历史。
权力决定的历史流程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矛盾性（Ambivalenz）：人越是知道如何提升自己对世界、自然和社会的组织权限，他就会越是坚定地反对它并解散自己与它的关联。这就为发展一种通过自我反思而弥补上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因而也是增大两性关系强度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高度文明（Hochkultur）中的爱情诗歌中观察得到：埃及新王朝时期的诗歌、中国唐朝的诗歌或者萨福的诗歌等等。整体看来，社会借以发展的权力程序淹没了这些机会。它们直接成为女性背负的重担，但是最终也成为两性共同的负担。
浪漫主义的爱情及此后的爱情
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与欣喜若狂、感情激动、热情似火联系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实际，但仅仅说明了这些表达形式的表面内容，而没有说明浪漫主义的爱情与之前的爱情之间的区别何在。原因在于近代主体，这一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与之前社会形态中的人一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近代主体的童年时期在此社会中发展起来，他丧失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关联，又还未想象出某种社会实践形式作为内在自然本性的替代物。主体丧失其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联系，不再具有作为内在自然本性的、符合某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同一性。浪漫主义者们最先在自身身上发现这一发展趋势。他们致力于通过把他们自身主体性的绝对之物与宇宙最为内在之处的绝对之物等同起来，将日常事务中意义世界的丧失转变成一种积极性。他们认为可以借助在想象力和诗歌中自由发挥的创造力重新赢得这个世界。所以，浪漫派走的是通往内心之路。这样，爱情获得了心醉神迷这一意义，这个表达也成为描述浪漫派的一个谚语：浪漫派主体试图通过感情激动这一内在之物，在他者身上或者通过他者来确证宇宙内在的绝对之物。如施莱格尔在《卢青德》中所说的那样，双方互为宇宙。
爱在2000
自此，共享宇宙绝对之物的尝试也逐渐成为一种幻想。剩下的是使人类精神生活方式成为可体验的这一需要。一个不再有立足之处的主体会加剧那种从属于两性关系的、对爱的需要。人类的生活必须过得有意义。自从没有任何一种机构化的实践能够保证这种意义之后，每个人都得到可以自己设定意义的指示，但这些意义设定只能在交际中得到确证。恋爱的困难之处因而也就随着对爱的需要而增长。因为，如果主体一无所有，谁还会和谁结婚？这一条件下的爱情本身就转变成另一种东西了：两性共同体的双方都会试图在与对方的固定关系中达到很难达到的目的，确定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联系存在于共同生活之中。爱情变得前所未有地脆弱，似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作者君特·杜克斯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译者贺克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