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种说法，即以《锦瑟》为李商隐自序其诗集的论诗之作，据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记载，系其友程湘衡所提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当做是何氏的看法而详细记录下来：
何义门以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首联云云，言平时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诺俱足追忆生平也。次联云云，言集中诸诗，或自伤其出处，或托讽于君亲；盖作诗之旨趣，尽于此也。中联云云，言清词丽句，珠辉玉润，而语多激映，又有根柢，则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联云云，言诗之所陈，虽不堪追忆，庶几后之读者，知其人而论其世，犹可得其大凡耳。
何焯自己则说，“初亦颇喜其（程湘衡）说之新”，可后来又放弃了，原因正如上文提到过的，李商隐诗集的编次出于宋人之手，没有证据表明《锦瑟》是“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的。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则认为“程说殊有见”，“与鄙见有合”，他对《锦瑟》的文本作了非常详细、精辟的诠解，更明确地认为“庄生晓梦”二句是“言作诗之法”，“沧海月明”二句是“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
钱钟书的说法固然很精彩，但何焯的意见也不无道理。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并非《锦瑟》是不是李商隐拿来“弁之卷首”的，而是能否确认以“锦瑟”喻诗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钱钟书举了杜甫诗句“新诗近玉琴”（《西阁》）、刘禹锡诗句“玉琴清夜人不语”（《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认为这两处是以“玉琴”喻诗的，而“锦瑟，玉琴，正堪俪偶”，故“‘锦瑟’喻诗，犹玉琴喻诗”。但笔者不得不说，这个结论是以类比的方式推出的，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我们只能认为存在以“锦瑟”喻诗的可能性，但并不能认定在李商隐这首诗里，确实是在以“锦瑟”喻诗。“锦瑟”与“玉琴”的关系，正如前文提到的《新嫁娘》与《近试上张水部》的关系，《锦琴》虽然有可能含有杜甫等人诗中的“玉琴”一样喻诗的用意，但这毕竟只是多种诠释可能中的一种。
第三种说法即悼亡说，是被很多清代研究者赞成的说法。它首先由《李义山诗集辑评》的作者朱鹤龄提出，以后朱彝尊、何焯、冯浩、张采田等均表认同或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孟森《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亦主此说。
从李商隐的身世来看，这种意见应该在诠释界限之内。可是以上诸家的诠解并不能使我们满意：李商隐的其他悼亡之作如《房中曲》、《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等都用意显豁，为什么这首暮年之作却要写得吞吞吐吐、用意隐晦呢？诸家对此都没有解释。就他们的具体解说来看，可商榷之处很多。例如，朱鹤龄举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房中曲》里有“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的句子，以此证明《锦瑟》是悼亡之作，但李商隐还写过另外几首诗，其中也提到锦瑟，却看不出这种用意。又如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中认为，“庄生晓梦”一句隐含庄子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的典故，因而有“悼亡”的含意。但我们都知道，“庄子梦蝶”与“鼓盆”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为什么可以这样联系？况且“鼓盆而歌”表达了庄子对情感的超脱，与“悼亡”的用意更是背道而驰，以此为证据是毫无说服力的。
对悼亡说的质疑，钱钟书、刘若愚等言之已详，兹不赘述。笔者要指出的是，持这种意见的诠释者们似乎在对文本的疏通上遇到了困难，往往无法自圆其说。与其说这是一种“过度诠释”，倒不如说是一种“不足诠释”。
第四种说法即自伤身世说，是由何焯首先提出来的，但他只简单说“此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并且后来放弃了这一说法。比较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是张采田的《玉谿生年谱会笺》（卷四）。张氏认为，《锦瑟》首联写诗人意识到年近半百，第三句隐喻世事变迁，第四句叹息创作的徒劳，而结尾两句则点明对命运的感伤，应该说，这些解说都比较通达。但问题出在他对“沧海月明”二句的解释上：
“沧海”句言李德裕已与珠海同枯，李卒于珠厓也；“蓝田”句言令狐绹如玉田不冷，以蓝田喻之，即“节彼南山”意也。
这是典型的牵强附会，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这两句为什么与李德裕，令狐绹有关联。这种解释，也充分暴露了古典诗学诠释方式的狭隘性。
相比之下，另一位清代学者汪师韩的解释则要通达得多，也比较符合典故的含意：
珠玉皆宝货，珠在沧海，则有遗珠之叹，惟见月照而泪。“生烟”者，玉之精气也，玉虽不为人采，而日中之精气，自在蓝田……（《诗学篡闻》）
如果考虑到李商隐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确实接受了楚辞作家“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传统，那么可以说，这种自伤身世说基本上是一种适度的诠释。
四
最后来看一看第一种说法，即认为《锦瑟》是一首爱情诗的意见。上文已提到，《锦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从文本的表层意义来看，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这样类似《无题》的诗中，许多篇都具有爱情诗的意味，所以把《锦瑟》诗看做爱情诗是不足为奇的。从广义上说，悼亡说也可以归入这类看法。这一类意见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具体诠解，下面就来分别讨论一下。
说法之一：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名为锦瑟的女子的。
宋代刘攽《中山诗话》、计有功《唐诗纪事》持此说，但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后来受到明代胡应麟、清代朱鹤龄等人的驳斥。笔者也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另外，这种说法也缺乏逻辑合理性，无法合理地解释文本。如果首联中的“锦瑟”确实是指一位女子的话，那么“锦瑟无端五十弦”是什么意思？既然题目已公开告诉了人们她的名字，中间两联又何必写得那么隐晦呢？种种困惑，使该说法难以圆足。
说法之二：这首诗是悼念两位宫女飞鸾和轻凤的。
据说李商隐年轻时曾与二人私通，二女以瑟相赠，而诗人则回赠了玉盘。后来事情败露，二女投井自杀。这种说法的提出者是现代学者苏雪林，她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中对此有详细论说。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很小，既缺乏必要的历史根据，也无法合理解释这样一些问题：唐代社会虽然比较开明，但李商隐这样一位以“佣书贩舂”养家的年轻人怎么有机会接近宫中得宠的宫女？他回赠得起玉盘吗？既然事泄后二女被迫自杀，李商隐为何反而没有危险？等等。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更近于所谓“小说家言”，或是《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诠解方式，应该被视做谬解。
说法之三：这首诗是对一位无名女子无望的爱情的追忆。
清人纪昀等持这种观点，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也没有对文本进行什么解释。这种说法虽然含混，但比起上面两种意见，似乎最有希望有效地诠释《锦瑟》。可惜诠释者们仅仅是提出观点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完成的或者说不足的诠释。
以上大致梳理了一遍关于《锦瑟》的各种诠释。本文开始已说过，并不准备增加一种新的解释或特意支持某种说法，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结论要交代。笔者的观点都已经在行文中表述过了，兹不赘述。不过，有些想法和原则还是要重新强调一下：在对每一种诠释进行评价时，并不绝对地肯定或否定某种意见，因为诠释的标准和界限都只是相对的。诠释的目的是为了从各个角度、各种层次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文中虽然指出一些具体诠释可能是过度的或荒谬的，但并不意味着那些笔者认为比较适度的诠释之间就没有矛盾。事实上，各种说法只要不超越必要的诠释界限，都可以并存。
有趣的是，笔者发现，清代的何焯起先提出自伤身世说，一度又支持过以《锦瑟》论诗的说法，最后则转向支持者较多的悼亡说。这就是说，在古代学者中，其实早已有人尝试从多种角度来解读同一篇作品。
本文的目的是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锦瑟》的历史诠释情况。限于学力和理论水平，文中可能存在很多不恰当的地方，但笔者还是希望，本文的努力并非徒劳。
（作者系五洲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