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基隆海边午餐后，又驱车往基隆山上去喝茶。那是一座面海的山，我们到的地方叫“九份”，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即在此拍摄。晚饭在山上，周渝讲过这样一段，监听的特务听久了，有一天见到周渝母亲时，悄悄递话：告诉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了（指蒋经国），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蒋经国当时是台湾情治系统的头子，那天车过基隆的某海湾，我还瞥见他那状若和蔼的露天雕像。在台湾地区，蒋经国现在是历任“总统”中民意指数最高的一位。但，我本人对任何权力者都没有兴趣，因此，看过太多类似雕像的我，就把眼睛移开去看海了。
周德伟是财政部的关务署署长，台北情治系统自然不会轻易把他怎样。对他的监视，只是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威慑。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蒋介石本人在理念上极为反感自由主义。还是1943年，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批评：“五四之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蒋认为这两种主义的流行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949年国民党海峡败退，在台湾，当时蒋氏系统的白色恐怖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自由主义。何况，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是古典一路，力反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是政府经济，由政府主导，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本身几乎都有计划经济的本能，蒋氏的“国民政府”也不例外）；这样，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沙龙，自然不为国民党情治系统所容。反过来，周德伟对国民党尤其蒋氏父子，亦情感极恶。即使今天，我从周渝身上，亦能感受到他对国民党的反感。这是积怨了，它来自他父亲，也来自由此导致的他自己的童年。
回顾一下紫藤庐的历史——那时的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周德伟把自己的住所命之为“尊德性斋”，这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尊传统的一面；从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沙龙，到了1960和1970年代时，台湾民主运动出现，它又变为岛上党外运动的聚会场所，像今天台岛的政治人物陈文茜等，当年就经常出入此地；待至1981年，时周德伟已定居美国若干年，由其子周渝将此宅辟为茶馆，并命之为“紫藤庐”，而后它便脱离政治向艺文场所转化，逐渐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说茶论道的地方。回顾紫藤庐的历史，周渝认为“左派、自由主义和传统”是支撑紫藤庐的“三只脚”。历经自由主义沙龙和左派运动，而今的紫藤庐，更自觉往传统的“文化道场”方向转型。我在台北恰逢“五四”九十周年，紫藤庐围绕五四有一个系列性的讲座，其中5月23日晚“紫藤庐的人文传统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主讲者正是庐主自己。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是我自己亦感兴趣的题目，很想身与。但遗憾的是，这一天，我已经人在大陆了。
四隐于胡适《从〈通往奴役之路〉说起》之后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作过一个有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讲演。读过这篇文字的人，不免会好奇，隐藏在胡适这篇文字之后的人是谁。
胡适在讲演中说：“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如果注意全篇，胡适的讲话，与其说是围绕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展开，毋宁说是围绕这位公务员的长信而展开。接下来，胡适大段征引了那封信的内容，然后从这里生发开去，以至篇终。因此，这位隐姓埋名的人乃是胡适这篇讲话中的一个内在的主角，那么，他是谁呢？
谜的解开是五四那天中午。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内的一间小屋午饭时，现任馆长潘光哲博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周德伟。那时我正在向座中的林毓生先生请教周德伟的有关情况，因为林先生虽然与周德伟隔辈，但都是哈耶克的中国弟子。林在成为哈耶克弟子前，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在年龄上是周德伟的后辈。是周向殷推荐了哈氏的《通往奴役之路》，接着才有了殷海光的翻译，又有了胡适这次的讲演。这样，胡适在他的讲演中隐形地提到周德伟就不奇怪了。当然，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950年代初，周德伟在自己家中举办过包括殷海光等人参与的自由主义沙龙，曾受到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监视。此刻，刚从国外回来的胡适，主观上不想给周德伟添麻烦。
周德伟1919—1920年间考进北大，广义上他也是胡适的弟子。1950年代初他和胡适在台湾会面时，周说：“胡先生恐怕不认识我这一老北大学生了”，胡适则用外交辞令回答：“大名鼎鼎的周德伟先生岂有不认识之理？”周德伟和胡适在台湾有过一定的交往，这两位虽然师生，又同为自由主义，但其思想路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胡适的思想主要来自密尔、杜威的新自由主义，这已经内在地含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周德伟自1933年问学哈耶克，因而纯然是古典自由主义一路，终身与计划经济为敌。周德伟留学时期，正是国内知识界大幅左转时期，且不说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倾向俄苏式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亦为俄苏所吸引，更倾倒于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人在海外的周德伟非常关心当时的国内舆论，“发现许多有名的学人也主张狄克推多（即‘专政’，笔者注），心中感觉悲哀，同时也发现极少数人如顾孟余、胡适之先生等，没有从民主政治的阵线上退却下来，聊感欣慰。”
其实，胡适在那个时代，从经济制度的角度，也是内倾俄苏的。至少他曾经就苏俄对私有制的摧毁发表过不反对的意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辩护。这一点，胡适在这次讲演中，自己也作了“忏悔”。他的忏悔，正在大段征引周德伟的文字之后。这些文字是周德伟对当时“国民政府”内倾向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高官的批评。从欧洲回国之后，周德伟发现，政府“高层执政人员大谈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上受到苏俄那一套的严重污染，深以为忧。他的方式是孤军奋斗，在湖南大学期间，他和同仁办了一本半月刊《中国之路》，但在同事中甚少获得同情。相反，“在同一院内法律系政治系的教授，抱持与我相反的见解，嘲笑我，讥我落伍。”这庶几就是狂澜一般知识界集体左转的19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