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倾心关注生活，本是社会文明的常态。战争不是常态，政治风暴也不是常态，甚至社会变革都不是常态。哪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天天变来变去的。虽然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可以造就出多少英雄与壮举，那些政治风暴可以腾飞起多少领袖与辉煌，那些历史变革也曾锻炼出多少志士与光荣；然而，真正带给人民幸福与欢乐的，带给社会祥和与安乐的，带来国家富足与希望的，还是那些平和、平静、平安、平顺的日常生活。换个角度看，不是我们不喜欢崇高，实在那并非一种人生的正常状态；不是我们惧怕战争，实在那是一种人类正常生活的异化；不是我们不爱英雄，而是所谓英雄时代，往往会以千百万人的无辜受害与意外牺牲为代价；不是我们不欣赏悲剧，而是幸福的生活确实与悲剧有着很大的时空落差；不是我们偏执于细节，实在是美好的细节乃是生活的耳目；不是我们太关心品位，实在品位代表着人生的心动。
我以为一个倾心倾智关注民生民气民安民乐的社会，纵然它的发展指数不是很高，它的幸福指数肯定不低。尤其重要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创造了，就害怕风雨了，就人人躲进温暖的花房中祈求成为一株娇嫩的兰花吧！这也无须多虑。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往往也是最为坚韧、仁慈、勇敢与智慧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有着无限眷念与理解，故，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它们，或者任意毁坏它们。
关注生活必然会关注当下。关注当下，并非不考虑长远，只是说当下与长远相比较，当下更为重要。世间一切可怕的愚蠢中，莫过于脚下踩着地雷却高瞻远瞩，想着一年后发家，五年后巨富，十年后名扬世界，百年后光照宇宙的愚蠢了。
关注当下，有现代哲学理念作支撑。有人说，哲学是研究规律的，殊不知，再伟大的规律，也拗不过事实本身，而事实天生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性。一个重大的事实，可以牵连到全世界的人；一个微小的事实，都可能完全改变一种实验结果。诗意地讲，一个事实胜过一百个真理，要知道，人世虽大，能够称得上真理的其实也不太多。比如西方人原本不知道澳洲鸭嘴兽的存在，也怪这鸭嘴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合传统经典的动物分类法，它是既不合乎其纲，又不合乎其目。然而，它存在呢，它出现了。没办法，你不能因为它不合乎你的分类方法就不承认人家的存在，最聪明的方式，就是为自己的教条和固执向人家脱帽致歉。
关注当下，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存在，人的生活的存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人的感受的存在。昔日，笛卡尔掀起西方哲学的风暴，大书“我思，故我在”。而今，峰回路转，现代人更体会到存在应该比思想处在绝对的优先级，快乐应该比悲伤处在绝对的优先级，幸福应该比崇高处在绝对的优先级。以最宽容的姿态讲，不仅需要“我思，故我在”，尤其需要“我在，故我思”。
关注生活又必然会关注自我。
从根本上看，“自我”的出现，乃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人类之为人类，很关键的一条，是他知道了什么是“我”，什么是“你”，什么是“他”。人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老虎没有。老虎不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大象也没有，人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没有，真的有了，就成了“精”了。
人有“自我”，就该关注自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亲爱生活，就该关注自我在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感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逆向思考，一个连自我都不关心的人，连自尊、自爱、自怜、自立都不知为何物的人，却硬要一心关注天下大事，那行为原本就可疑。反思历史经验，往往那些调子唱得越离谱的人，还越是容易损伤别人的牙眼。这等行径，本来就不值一哂。如果竟然造成同样的社会风气，甚或还有同样的体制与舆论作支撑，就必然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以此观之，不关注自我，甚至强迫人们放弃自我，乃会造成更深层次的文化悲剧。假使这悲剧还要高擎着崇高的旗帜，就来得更其悲剧了。
关注自我，并非只要自我。关注自我有两种可能性逻辑。一种是无限放大自我，结果成了利己主义，这样的逻辑属于非正常逻辑；另一种是关注自我，也关注他人，关注自我的正常逻辑必定推导为关注他人。因为人人皆为自我，人人亦为他人。人我之间，既有独立性，又具一体性。一人身兼二职，恰如真理的两端性，一端是自我，一端是他者，有他者才有自我；他者的幸福往往也促成自我的幸福。例如公牛队有乔丹，观众也幸福，老板也幸福；他者的痛苦往往又会传递给自我痛苦。聪明的唐太宗，就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关注生活，必然关注创造生活，为生活增光增色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更多更大贡献与奉献的英雄。如牛顿，如瓦特，如爱迪生，如比尔·盖茨，遗憾的是：这等杰出的人物中，我们中国人的名字还暂付阙如。相信不远的将来，这样的难堪空白会改变的。唯中国人喜欢历史，偏好政治，开言就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实在有点偏颇。
从整个社会阶层看，在现代文明阶段，中产阶层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尊重。中产阶层大抵相当于白领阶层。上层社会尊重中产阶层，等于尊重劳动与创造；下层社会尊重中产阶层等于尊重知识与专业。不是说别的阶层没有创造，没有劳动，没有知识，没有专业，而是说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一般而论，中产阶层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具活力、最具礼貌、最具追求，也最具稳定性的一个阶层。美国影片《荒野大镖客》中有一句台词：“当一个男子有了钱，他就向往和平。”把这话放大一点，中产阶层乃是最会生活最热爱生活且最挑剔生活的一个社会优秀群体。
生活成为主旋，悲剧就远了，崇高也远了。然而，更多的美，更丰富的美，更个性的美，更舒适的美却离人生真得近了。当然，剧烈的变动与伟大的战争，也自有壮美在，然而，人世间还有别一种更能浸润人心的美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大半幸福于安静与恬然之中，快乐于和顺与祥和之中，且它们就密合于人生的各个细部，是我们抬头可见，伸手可触，连呼吸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的。
人原本就是美的顶级生态，人的每一个部分也都是最富魅力的美的表达。而这些美好既出于人的生活，又美化了它们。所区别的，只是你能不能，会不会，擅不擅欣赏而已。以我们可能的经验或间接的经验看，那美，有如罗京的声音，有如帕瓦罗蒂的歌喉，有如邓肯的舞姿，有如杨丽萍的艺术造型，有如博尔特的冲刺，有如赫本的装束，有如阿佳妮的表情，有如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的经典配白，有如梅兰芳与张国荣各自的绝版虞姬。
只是美的风格很多，且样样皆不可少。有些柔，有些硬，有些酷，有些炫，有些和畅安逸，有些高迈奔放，有些莽莽苍苍，有些一针见血。那其中特别的一种，叫做格调。它的内在表情柔情似水，它的外在表现高雅如兰。这样的生活与创作者中，我特别欣赏陈逸飞，也特别赞赏深知陈逸飞的陈丹青；我特别推崇章诒和，尤其敬重她的那些虽如风狂雨暴却依然保持高度优雅安静的大度的文字；我由衷喜欢陈丹燕对老上海风情的记忆与书写，还特别佩服孟晖对中国古代女子饰品饰物的表达方式与情感选择；同时，也很赞美安意如等所谓小女人的抒情写意的华美文章。
这里先引一段陈丹青的文字，是逸飞先生不幸辞世后，他评价逝者的旅美作品的：
逸飞旅美后的作品，极尽矫饰，脂粉气。资产阶级一词，今非贬义，而他从此的作品确实一股“资产阶级”气。但这也可以不是贬义的，因他“资产阶级”得认认真真不敷衍。我看他1983年首次个展的女音乐家系列，那西人的眉眼刻画虽已凭照片，而刻画的用心用力，直追那枚鲁迅的耳朵，怕要画十个钟头才见效。而美国那边市场赏识，也有道理，因如萨金特一代资产阶级肖像的写实作品早已无迹可寻，一位中国画家有这等诚心诚意的模拟之作，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绝对久违了。
再引一段陈丹燕回忆旧上海的文字：
他们挑个临窗的位子坐下，为自己叫上一壶江南新采的绿茶，通常是说：“一壶龙井”。然后他们也点上一些茶食，五香豆，还要一种笋烤青豆，都是茶食里的一种，放在青花的小碟子里。很懂得喝茶的人，会点着名要杭州名贵的新茶，那种茶名贵在是少女用牙齿一叶一叶采下来，而不是用手指。第一遍泡的茶，他们并不喝，只是用一个男人拇指大小的薄瓷罐子装上送到面前去闻。第二遍才是喝的。江南的人在多雾而闷热的地方生活，于是喜欢清淡的东西，上海人淡淡地泡着微绿的新茶，享受着的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清香和像少女唇间的恬然。
阅读这些文章，那文字的细致、细密、细微、细腻，总禁不住使人心动；那感觉，柔柔雅雅，静静甜甜，如绢，如绸，如烟，如雨，如抚摸万里蓝天的温润的白云，如抚慰山川大地的妩媚的春意，虽只是一瞬时的感受，也许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我们生为人类，原本“这一个”也不该少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这样一种审美现象：前现代主义时代，生活常常是丑的，艺术却是美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生活往往是美的，艺术却成了丑的。这或许也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平衡态呢！
四、昨日与今日：在交汇中走向未来
综前所述，历史发展中既有冲突阶段，也有和谐阶段，冲突阶段亦可称为主题阶段或曰非常态时期，最极端的表现如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时段，主题就是战争。和谐阶段即非主题阶段或曰常态时期，大体说来即和平发展时期。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属于有主题的和平发展时期，主流是和平发展，主题是推进现代化。
主题或冲突阶段的艺术集中表现，应该是悲剧，审美价值表现应该是崇高，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与现实没有关联，不等于说历史传统中的审美价值因时代变化就可有可无，不等于说历史文化，艺术经典于今人今世就不再具有积极的有效的继承价值。
实际上，传统文化固然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且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但不可割裂，而且对于今天的发展与升华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以西方历史论，没有文艺复兴固然没有现代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没有基督教传统——新教伦理也是不可以实现现代化的。
如果这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没有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持与支撑，中国也将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宏大历史目标。
更何况说，屈原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需要知晓《离骚》，阅读《离骚》；司马迁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应该知晓《史记》，阅读《史记》；曹雪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理当知晓《红楼梦》，阅读《红楼梦》。那情形，就像埃斯库罗斯、但丁、雨果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西语的现代人同样应该知道并且阅读古希腊悲剧，知道并且阅读《神曲》，知道并且阅读《悲惨世界》一样。这不是笔者肆意想象，而是有经典性的历史经验为证。我们看五四及其后续时期的中国五位杰出的文化人物，个个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鲁迅先生自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杂文家与小说家，但他熟稔又很喜爱骈体文，而且自己也曾用这样的文体代人写过序言的；
胡适先生虽然一生主张“西化”，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后传”，不但研究深入，而且十分钟爱；
周作人先生，显然是彼时文坛重镇，但他对八股文这种为文化主流唾弃的文体却情有独钟；
陈寅恪先生无疑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但他对弹词小说《再生缘》的专注与研究却又成就斐然；
林语堂先生应该是在美国最具影响的华人英文作家，而且直到今日，也没有一个大陆华人作家的传播力可以超过他的，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专心与共在性体验也是异乎寻常。
文明的建构，需要开放的胸襟，需要内在的活力，需要各式各样的文化选择，更需要各种不同见解与追求的共鸣与和声。例如需要写新体诗的人，也需要写旧体诗的人，还需要严格按照古音古韵古格古律写旧体诗的人；既需要演唱流行歌曲的人，又需要专攻民族唱法的人，也需要独擅美声唱法的人，还需要只唱京剧只爱昆曲的人；既需要喜欢悲剧而且非莎士比亚则不爱的人，也需要喜欢喜剧而且非莫里哀则不取的人，还需要喜欢荒诞剧而且非贝克特、尤涅斯库则不看的人，又需要对着种种剧类均不满足，一心另辟蹊径，再走新路的人。真的这样，那才好哩！
以此推之，悲剧与崇高的时代虽然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它作为历史的一度辉煌，依然会伴随人类文明的脚步在在前行；并以新的艺术形态与参与要素在未来的文化及艺术结构与流脉中与时共舞，常易常新。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洛肯”为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