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借皮埃尔之口郑重宣布：“凡具有伟大影响的思想总是很简单的，我认为如果坏人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那么好人也同样应该那样做。”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亚洲的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胡适认为：“社会上的‘良好分子’并不是生成的，也不是个人修炼成的——都是因为造成他们的种种势力里面，良好的势力比不良的势力多些。……古代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为要妄想凭空改造个人，故主张正心、诚意、独善其身的办法，这种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下手的地方。
近代的人生哲学渐渐变了，渐渐打破了这种迷梦，渐渐觉悟：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觉得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那么，如何改造呢？一要有“好人”，要努力将自己造就成人；二要有“好人的联合”，要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形成气候。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相互为用的。这两点，如斯多亚派哲人所言，无一不在我们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一点！
许多人把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无所作为，归结为贫穷和社会地位低，以及社会的动荡，还有政府的不重视、不支持，包括政治的高压和迫害等等。但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非根本性的和比较外在的原因，尽管也是重要原因。真正根本的原因，除了我们的确实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的严重匮乏（此亦部分属外在原因）外，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自身质地的贫弱和不纯。请想一想西方许多伟大的哲人、圣者和艺术家、科学家，比如苏格拉底、耶稣、康德、斯宾诺莎、陀思妥耶夫斯基、凡·高等等的时代与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在精神和文化创造上所取得的无比巨大的成就和影响力。论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思想界，刘小枫讲：“无论巴特还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其思想之深入，著述之宏富，都不是在太平富裕的环境中做成的。他们生活的时代同样充满混乱和灾变（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学者难道就不能做到，不论这世界多么令人沮丧，既不悲观自弃，亦不急功近利，持守住自己的思之域吗？”退一步，在此可以设问，假设那些外围的原因是根本原因，那么突破口又在哪里？我们难道只能坐以待毙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些原因的存在，就没有我们的责任吗？对于这些原因，我们难道不能也不应该尝试去改变之？而改变的方式是否就一定只有慷慨激昂、标语口号一途？
中国人的命苦，一方面固在卑劣者之卑劣，另一方面亦在优秀分子自己太弱，没有形成气候，没有自己的家园和目标，没有自己的队伍。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命运是自己造成的，而今天如要改变这命运，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抱任何其他幻想。怎么靠自己？其一是争取，要不自私、不卑怯，要敢于挺身而出与无知和邪恶作斗争，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和制止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愚蠢与邪恶行为。胡适指出，正因为有“好人笼着手”，才会有“恶人背着走”。对邪恶的沉默，乃是一种与邪恶的同谋行为。其二是建设，即在自己的本门本行——知识文化领域——有远大精深的眼光，进行深入持久的创造和传播工作。这里不光涉及著述发明，即知识、思想、技术；更涉及人格操守，即精神与灵魂的力度和纯度。在此借用旧词概括之：所谓“为学”与“为道”。鲁迅之影响力不是首先源于其十六卷著述，而是源自他的人格深度、广度及高度和力度。这两点的实行，除了个人自律、自强外，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道义相砥，精诚团结，要有意识地、勇敢积极地往一起走，并往上走。只要我们开始做，绝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曾在什么地方讲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二：一为不团结，二为只说不做。确否？思路首先应该是引向自我的。从根本上，不是穷，不是地位低，不是自由度绝对地无，而是自己没有做，长此以往，也没有能力和心志去做。“为之而不能”与“能之而不为”应该分开，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相比之下，我们的基本生活是有保证的，我们实际允有的自由要比我们想象得多，我们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条件。可是，作为教师、作为学者、作为作家、作为艺术家、作为科学家，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可曾真正拿出过像样的产品来？从知识、从思想、从能力、从精神、从灵魂，我们经得住考问吗？于此如果无所反省，我们有何理由期待更好的命运呢？群体的颜色是驳杂的，不可能寄望于所有人的自觉，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又退回去，必须有人来承担和坚持，必须有一些人自觉走到一起并努力去做，要耐心、沉着、坚韧、脚踏实地。谁呢？不依附于官，不依附于商，不依附于大众的个人主义者，自由知识分子及其团体，还有产业文化人。可是，目前我们有吗？
哈维尔描述“后极权社会”的特征，说：“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无权者的权力”的概念，即：“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Living in Truth！）；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实际是主张“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因为这些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是可以争取做到的，所以其被称为“无权者的权力”。他对政治也有不同的理解，所谓“反政治的政治”：政治不是权力的游戏，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是道德和良心。他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责任”。他强调个人责任，强调具体切实地去“做”，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哈维尔的思想，是否可以给我们以某种提醒和启发，我们是否活得太犬儒了点？
讲团契，讲联合，似有两处嫌疑。其一是，在一些人所热心宣讲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下，你是否想搞“话语霸权”？但是须知，我们这里尚无真正的“话语”，恰恰是我们出让或者说被剥夺了自由话语权力，才造成了我们所生存其中的超级话语霸权——意识形态话语和新生的意象形态话语。在今天，在某种意义上，除却这两种虚假空洞、吵闹喧哗而又无孔不入、“强大无比”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能听到什么别的话语呢？所以，后现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假想敌；而“中心消解”，是伪问题。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倒是几个真中心，只有有了真中心，假中心才得以暴露其为假，皇帝的新衣才不至于厚颜无耻地招摇过市。语颇切中要害。其二，精神活动从来都是高度独立的个体性行为，这里鼓吹的联合和团契，到底有多少现实根据？是否起哄？我们说，这里强调的联合，完全是一种基于个人内在自觉的自由选择，是一种精神上的呼应和激励。讲团契，是由于清醒意识到我们处身的环境的严酷以及我们作为个人的能力的有限。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与环境相抗衡并自造新环境以充分发展自身，并进而影响社会、改革社会。呼吁“团契”，是为了出现更多独立的个人。其实，所有精神活动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均离不了团契形式，最典型者，比如宗教生活，他们讲隐修，但并不是独往独来，更多时候还是借助于社团活动的。
蔡元培初掌北大时，有感于学校种种腐败情形，尤其是师德之废弛，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会章规定切实鲜明，针对性很强，一时响应者甚众，很快扭转了旧北大教职工中的种种败德不良习气，纯洁了教师队伍，为树立良好的校风很是发挥了作用。罗素20年代初来华讲学两年，在离华前的告别演讲中，他讲到中国目前只需有一批果敢坚毅之士努力奋斗，一定会有希望。事过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到底是否出现过这么一批人？如果没有或有过一点点萌芽而又中断了，为什么？在今天，能否出现这么一批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反省，也许将给我们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作者系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