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期刊出版公司决定拒绝刊登出版被认为是有害于读者的某一个产品广告，该决定表明一种社会责任；在编写任何话题的内容时，期刊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采取的原则是确保他们所刊登的全部内容既是合法的事实和观点，又是符合读者需要的，这种行为也是在履行着社会责任。
（一）期刊与社会
期刊与所有新闻出版物一样，无论是印制的还是电子的，共同承担着向人们提供公平展示的事实、诚实的观点和真实的广告的社会责任。
然而，哈佛新闻出版聂曼基金会前当家人路易斯·利昂斯在一次期刊出版者协会举办的期刊编辑会议的发言中却认为期刊的责任与报纸有所不同。他说：
我相信期刊的责任不同于报纸的责任。期刊应该有别于报纸。我认为期刊的组成应该是另外不同的内容。期刊应给读者提供可以咀嚼回味、研究思考的东西，可以激发读者想象力的东西，可以让读者反思的东西，可以不仅增强读者关心时事问题的意识而且能够培养读者发现问题的思维习惯。
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当然也包括期刊），无论是作为一个行业还是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在履行责任时能做到至善至美。期刊，作为人类工作的成果会存在不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讲，与其他在较短时间里制作出来的媒体比较，期刊或许更趋于完美。因为，相对来说期刊有较充足的时间杜绝错误或做得更好，但这一点并未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
没人能发明一种机器当期刊刊登的阅读内容有误或广告内容不真实或不道德时就发出警示。价值的大小必须要留给不断变化的人类思想来判断。有智慧的编辑以事实为依据做出决定、提供理由和观点。
（二）社会影响的含义
正如所有的机构和个人，出版物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社会影响。期刊出版公司可能并未打算成为一个社会机构，但是，一个带有社会目的的机构，它不能逃脱其社会责任。期刊公司应否带有社会目的？此目的是否应该成为期刊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些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应更多地由经济规律而不是人的意愿来解决。
办期刊几乎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办得好会有益于全社会的人们。但是如果期刊出版公司是一种经济秩序的一部分而这种秩序使得期刊依附于公共支持，即，期刊的消费和广告页的购买，只有当这种依赖可以发生时期刊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
多年担任《柯里尔》期刊编辑的威廉·彻内瑞谈到：“期刊发行量直接取决于成千上万的人对其内容的喜爱程度……不是受资助的教育机构。原则上讲，期刊是为了牟取利润而存在。如果它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就不会长久。”
期刊的所有者、出版者、编辑或作者既不是工作在真空中也不能够总是满足于为赚钱而忙碌。从事新闻工作实际上还意味着他们还有其他的目的：表达自我、影响他人、获取权利及承担责任。他们想从某些方面影响周围的人们并希望自己的工作在当时能够产生社会价值，如，社会影响。
期刊虽不是救世主，而他们所做的努力却也彰显无疑。自期刊诞生以来，无论是大众类期刊还是专业类期刊，都倡导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无数运动，以改革积弊。一些期刊提供分析和建议，另一些筹措资金支持政治党派、考察探索活动或在危险的条件下资助对犯罪或腐败做调查。那些不断努力探究新的社会观念的期刊通常能够生存下来并广受欢迎。
然而，期刊的影响无论好与坏多数是通过期刊的内容而不是组织的活动所带来的。三个部门起着决定性作用：广告部、编辑部和营销部。
广告部门通过提供介绍新产品、新服务的文字和图片传递了基本信息和印象。营销部门通过提供文献资料给予广告部以支持。两者均刺激了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影响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进程。其结果影响着读者的生活水平。
编辑部影响着读者的语言，是文化水准和文化取向的创造者，传播着读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事实和观点。编辑的内容影响着人们的衣着、饮食习惯和休闲方式。
来自美国期刊广告局对期刊影响的理解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在诸多影响中期刊左右公众观点的形成被列在了首位。“期刊不具备像报纸或广播报道简明新闻那样的功能”，但是期刊的内容是经过精心选编的，它也会被读者仔细地阅读，因此，期刊具备了塑造成熟的公共观点的能力。“期刊”也是美国生活的一种折射。广告局坦言：“生活既不是每天的报纸新闻标题也不是戏剧或广播每天或每小时要展现或播放的主题。数百万美国家庭生活的真实价值是通过期刊以文章和小说、照片和插图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这也许不具有轰动性但却生动而且准确。”
伍德在其美国期刊研究中指出期刊是“影响和掌控公众思想的最有效的三种力量之一”。与其他媒体形式比较，期刊被读者持有和阅读的时间更长、更仔细。期刊促成结果的产生、得到读者的回应。许多期刊的资料成为图书和电影的内容，而被重新出版发行。当然，“期刊的自身特点决定其特有的读者群，因此，某种程度上它的影响力、教育作用、说服力及可能导致的个人或社会行为也是有局限的。”
（三）不同类型的期刊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影响
不同类型的期刊带来的社会影响自然不同。
以《读者文摘》为代表的内容精练的口袋期刊激发了中产阶级的阅读兴趣，同时还传达了某种社会地位和态度，促进了对简短的、速读出版物的需求。摘要使得微型期刊成为出版物中的宠儿。
消费类期刊试图通过广告和编辑的原则来影响社会。《绅士》（Esquire）在马丁路德·金博士和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遇刺之后于1968年开始采纳无枪支广告的政策。随后，由《广告时代》倡导发起了一场抵制枪支的运动。发行达到800万以上的《麦考尔》（McCall's）在肯尼迪参议员遇刺当天停刊并刊登了两页的“编者按”，呼吁女性读者支持加强枪支管制的立法，以带动广播节目和电影停止过度播报或表现凶杀，拒绝购买使用某些玩具等等。
忏悔类期刊（Confession Magazine）或多或少地在内容上模仿通俗类期刊，但其影响则发生了变化。办刊初期，期刊发挥着帮助人们解决心理问题的作用：期刊为那些未受过教育或不成熟的读者（成人或青春期少年）提供能使他们精神上解脱的内容，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个人风险的情况下更加大胆地体验非常规的经历。
那些发行量和广告业绩突出的男性期刊已不再刊登有关战争英雄的故事，转而纳入值得称道的男女情感关系和男人对财富、权力、优越生活的梦想的满足感等内容。期刊鼓励读者采取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态度，热衷于追求娱乐享受。
过去，忏悔类期刊更多是在规范人们的道德观念，现在则更多是在引导读者应用宗教教义与个人行为和社会问题。一些期刊还引发了某些运动的产生，如民权运动，并集结了支持社会立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