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玲
小丽考博的那一年，我仅录取的两个女博士生有着许多相似处：都是孩子的妈妈，都来自电视台，都有过多年的工作经历，甚至也都有过人生的辉煌。这些，令我产生颇多感慨：当今，能进入省市一级电视台干编导、当记者，而且还干出点名堂来，有名有利可图，岂不是十分叫人羡慕的事情？在事业有成的情况下，她们却毫不可惜地抛开这一切，离家舍业，或带孩子，或孤身一人，经过勤学苦读，在考试的严酷竞争中必须出类拔萃才得以进入清贫的大学校园。之后，又要经过三年的勤学苦思，广搜资料，绞尽脑汁，恨不得敲断电脑的键盘，最后写出一篇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毕业论文，接受业内专家们严格的评审，过关了，才能戴上那顶飘着红带子的博士帽。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何苦呢？戴上博士帽子就一定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过上满意的生活吗？以前，可以；现在，未必。
那么，真是的，何苦呢？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们不满足现状，期望将人生价值提升到更高的新起点。在那里，人生有可能迸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细想想：人不就是该这样活着——充满挑战和新奇——才更有意义吗？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她又独自带一个正上小学的孩子，每天上学接送，辅导功课；还得顾家务，洗衣做饭，等等。在这诸多的必须牵挂之外，才能安排读博的事情。
小丽读硕士时，我是她的导师，知道她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做过教师，当过职员，先后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干过编辑、记者，拍摄过纪录片。所以，她比其他刚出校门的博士生们要更老练一些，成熟一些。人显得很文静，为人处世，不骄不躁，交给她办的事情，从来没见她说过一个“不”字。难一些的，她会找你商量，尽量理解透意图，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其时，在《当代电影》的支持下，北京地区拥有电影学博士点的几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轮流举办“博士论坛”，优秀论文可被《当代电影》选发，在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中产生较大影响。有一年的秋季轮到我校主办，任务落到李小丽身上。从确定选题和研究主讲人员，到邀请哪些单位、哪些专家参加，以及会议的程序，经费的筹集、支出等等，事无巨细，样样都得操劳。哪些事需要导师拿主意，哪些事需要得到相关单位的支持，哪些事需要同门师兄弟、师姐妹的帮助，她都做得井井有条、合乎章法。结果，那一届论坛举办得十分成功，上海方面有几位博士生也赶来参加了。各方面反应良好，出了好几篇优秀论文，受到《当代电影》领导的好评。小丽的工作能力从中可见一斑。
小丽的学习很刻苦，但从不表现出来，从不叫苦。我先后带她做过两个课题，其中一个工作量很大。我担心她会拖时间，没想到她仍如期完成。认真，负责，不给别人增加麻烦，这是她做事为人的原则。
对于博士论文，小丽早有准备。原定在影视叙事修辞方面，也做了一定资料的收集整理，但总觉得出新不够，理论基础显单薄，就放弃了。之后，她跟我商量再三，最终选择中国大片叙事研究。这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但又极富挑战性，直接相关的理论缺乏；而且要同海外大片——特别是美国大片对比，不下些工夫是难以做好的。
作博士论文，越靠近现实的题目越容易引起争论，越不容易找到现成的理论依据。因此，对博士生的理论基础、视野以及勇气、自主性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开题之后，她就一头扎入论文的资料梳理、充实和初稿写作中。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吧，她就先后将各章节写出传给了我，速度之快令我惊愕。在这之前，至少我的博士生没有这么快的。囿于此，我对其质量打上了问号。但看了通篇论文之后，我的担心消除了。出乎我的意料，论文不乏理论色彩，很多的论述分寸把握得当。与美国大片的比较，也还分析得较透彻。当然，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也不少，但少有致命或颠覆全篇之处，要修改较容易。返回意见后，她改了两稿，提前半年答辩并顺利通过。这在我带的博士生中算是开了一个先河。
毕业后，她进入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同时把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充实，形成了这本专著。她嘱我写序，我拉拉杂杂写了以上的一些印象和感慨。
相信小丽会利用现在所处的优越的科研环境，勤奋耕耘，培植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2009年5月16日于中传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