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史学史的研究任务及研究原则
所谓新闻史学史是研究新闻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历史。一般来说，其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新闻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新闻史研究与社会的关系，理性总结史学传统，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成果和借鉴。其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史学者或新闻史论著所反映的历史观点的发展，新闻史文献、资料的积累和发展，新闻史编纂的发展，新闻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的关系，以及修史（志）工作和修史（志）制度的发展等。新闻史学史研究是以新闻界学人、论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新闻史学史的研究本质上是学术史的研究。所谓学术史，其基本内涵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借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中国自古就有编著学术史的传统，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巅峰之作。而近代学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堪称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具体到新闻史学史，在学术史的大范畴下，系统梳理新闻史这一学科的演变历程，勾勒出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研究的不同阶段及特点；结合有关学术理论、观念与方法，分析代表性著作的语言体式、结构模式、论述方式上的特点；从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理路的视角来考察新闻史研究的演变，探讨促成新闻史研究取向变化的机理，从而显示出一条眼下看来较为完善且有生命力的新闻史研究取向，是新闻史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新闻史研究虽然已经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历史评价等方面有了一些成果，但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它才刚刚萌芽。在这一学科的发展初期，人们更多地注重了过程的描述、成果的展示或论点式的摘要。这种写法可为学界窥察新闻史研究之门径提供可靠线索，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对于新闻史学史这种属于“研究的研究”的学科来说，首先要进行的便是文本的梳理。当然，这种一般性的介绍毕竟不能代替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一般性的介绍只能进行感性的“是什么”的描述，而缺少“为什么”的理性的分析。目前一些新闻史学史方面的成果往往注重了面面俱到的叙述、巨细无遗的包容，这样就在竭力为读者提供方便的良好愿望中，掩盖了当代新闻史学发展的脉络及线索，未能形成概括力强的理论框架，缺乏深层次的思想分析。也就是说，目前站在史学理论的层面上对新闻史研究进行系统反思的成果基本上还处于稀缺状态。随着相关资料性、叙述性成果的不断问世，人们有理由要求对新闻史学史的发展进行解释性、理论性、分析性的研究。
从描述性史学转向分析性史学，其实本来就是史学自身发展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必经之途。描述性新闻史研究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其史料通常全面而详细，研究方法比较直接，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晰。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比较平面，方法比较单一，描述现象常常不能深入研究或解释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而解释性研究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境和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历史的走向，是人们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的桥梁。近百年来，各种形式的新史料虽然不断被发现和整理，但不断分析和解释史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却始终是史学的主题。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学开始成为大多数史学家的共识，也应当成为对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学史研究的共识。
笔者以为，在新闻史学史研究中必须特别要注意以下原则：
第一，尊重史实，注重文本，历史主义。系统梳理、研究中国新闻史学史，首先不轻信定论，要挖第一手资料，对既有研究文本进行梳理研读。要搜集研读不同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翻阅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触摸，努力把握意义生成的情景感。对于几十年来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观点、方法的分析，不是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提取出来进行抽象概念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将问题还原在历史的情景中加以审查，既考察理论、观点、方法本身，也考察它们产生、演化的情景和条件，使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尽力对新闻史学成果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二，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突出问题，将历史的叙述与逻辑的演绎相结合。新闻史学史研究当然可以主要按专业、人物、著作为节目进行研究，但更有深度的新闻史学史研究应以新闻史研究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为中心，将相关研究成果、现象置放在问题中动态地、历史地加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谢鼎新博士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该书在宏观层面，除了勾勒出新闻史学史不同时期演变的特点及其影响，侧重考察学术研究环境的转化和研究思路的演进，对新闻提出自己的见解，颇有深度，值得借鉴。在对新闻史学史进行历史地描述的过程中，注意就某一问题或现象内在逻辑上的联系进行前后时期的比较，发现其中的变化和意义。通过这种叙事策略，实现触角四处延伸，视野上下贯通，实现和把握新闻学研究的演变。这种写法是很有深度的。
第三，跨学科方法。新闻史学史研究实际上是史学史研究在新闻学界一支分支，本身是跨学科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纳入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当前，历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示范，这是新闻史学史研究可以展开的重要资源之一。过去的新闻史学研究，更多的是在新闻学内部进行研究，就新闻史谈新闻史，很少将其置放在历史学的领域、社会学的领域内进行考察，很少从大历史的角度衡量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缺少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对话。当前，人们普遍将新闻史看作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并无什么不妥；但实际上，新闻史作为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考察，从治学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又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具备历史学研究的一切特点。缺少与同时期史学研究的对话，当前历史学界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较少被新闻史家所吸纳，新闻史学者的成果也很少被历史学界所注意，这不能不影响到新闻史学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影响。在新闻史学研究过程中，以往的新闻史论述往往着眼于学科自身的变化，描述一下过程，划分几个阶段，归纳若干特点，这是通常的研究方法。这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新闻史研究的视野还应将放得更为开阔。何况，不同学科的研究各有其魅力，注重借鉴具有深厚学术渊源的文史哲尤其是史学研究可以为新闻史学研究提供养分。借鉴大量文史方面的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史资料的消化运用，来分析把握新闻史学史可以使本研究突破就新闻史论新闻史的常规模式，带来视野的新变化、论述的新视角、学术的新气象。
三、将新闻史学史还原为社会史
对新闻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把握，必须分辨其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是因为，进行历史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线索问题，它反映了特定空间和时间内历史发展的趋势；从研究者来说，就是观察这种趋势的视角，是认识该空间与时间内的历史变动的本质。新闻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发掘这种线索可能会舍弃了许多历史细节，但非如此不足以凸现历史的主筋。
史学研究必然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解释性的新闻史有多种解释视角，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应当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衡量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看它们是如何互动的。而试图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变迁过程进行深层次剖析，也必须对新闻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学术研究演变的动力大体有来自外缘和及内在的两种推动力，此即所谓“外缘影响”和“内在理路”。这是因为，历史研究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史研究的走向与历史本身的走向基本上同步。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虽指向逝去的过去，但往往有其现实意图。当然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就是以比附为目的的影射史学，而是指史学家研究的选题来自社会现实的需要或史学工作者受现实影响而形成的个人兴趣，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难以逃脱时代的藩篱。
研究学术史离不开研究学人，在研究学人之前，则应先研究时代与历史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把学术史的事实置放于社会史的框架之内，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这种工作方法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其一，社会意识受制于社会存在，学术研究不能超越社会存在给予的天然限制。历史研究是基于当前生活的兴趣和利益，是为了解决当时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每个新的时代都必然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时代的变迁决定史学的变迁，历史学在不断变更的时代不断地提问和回答中演变，不停地被改写、被超越。历史学总是反映和体现着当代人的精神和当代人的思考，这是一切历史之所以具有当代性的原因，也是导引出“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逻辑前提。其二，学术可以并且应该与社会进行互动，可以参与社会改造，参与对历史的塑造。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自不必说，就史学来讲，二十四史的编撰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对以往社会的塑造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成功的例子。过去中国的学术史特别是20世纪的学术史，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构成了社会史的组成部分。新闻史尽管与一般的历史叙述相比稍显边缘，但实际上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所记载的很多新闻事业的历史经验，已经“润物细无声”式地融化到今天的新闻运作实际过程中来。
尽管新闻史学科有自身的演进理路，但它的研究同一般史学研究同样，都与社会环境存在极大关联。在这个维度上，由于新闻学与时代、与社会，尤其是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关联，新闻史甚至比一般史学更应被注意。社会与时代的因素在学术变迁中发挥强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学视野的拓展可以推动人们对如下重大问题格外关注：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比如，我们对1949年后新闻史研究系列成果的基本评判是：这些成果主要是以延安以来的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为基准构建的、对晚清以来以“革命”新闻事业尤其是中共新闻事业为主要内容进行记述和评判的史学研究产品。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是在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中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民族对抗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为“革命”意识形态服务的史学，它身上遍布它由以产生、发展的时代烙印。相对于它赖以存在的时代条件而言，其中蕴含的一系列与革命和救亡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史学基本观念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得到了数代史家的共识，也构成新闻史学界的话语背景。但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的冲击，更由于遍及当今西方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侵扰，原有的史学基本预设和主流观念已经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新闻史的撰写也在悄悄变化，舶来的新名词、新概念开始在新闻史论著中出现甚至四处溢流。语境的变迁直接影响了新闻史的编撰方式。
外在因素引起、导致“内在理路”的突进或转移，学术转型与发展从属于社会因素的更动，在中外学术史上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新旧“典范”交替、学术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尤为凸显。不同时代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社会心理、特定语境、精神气候，规定、控制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在辨析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20世纪学术的变迁作外在的考察，有充分的理由。新闻史研究也是如此。非如此，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新闻史学研究百年来的变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