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年鉴学派或许能给影像记录提供一种框架性启示，它不仅以总体史的视野开启了观察历史的广阔视阈，即从狭隘的正史向更为开放的整体社会环境变迁拓展；在方法论上也提供了一个剖析历史的多元框架，即透过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来探究历史的多重面向；而且，《年鉴》的力量“不是一些方法论的文章、理论的阐述，而是通过实例和具体研究”[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8页。]来显示的。透过不同时期的史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宏观视野和方法论如何落实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此外，由总体史观衍生出来的概念群，如问题史学、比较史学等等，同样可以渗透在影像记录的史学操练中。当然，作为对年鉴学派极致化的一种反拨，在年鉴学派第三代之后所出现的史学新动向，如政治史、叙述史和微观史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相对于传统史学，是“范式”的革命，是观察角度的彻底变革。它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野整合，而非简单扩大观照范围。诚如20世纪80年代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许多研究尽管对象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延续着以往政治史、事件史的观察角度，以至于被人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漏掉的历史”。“这就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对此，电视传媒同样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内地曾掀起短暂的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口号的平民化、生活流纪录片浪潮。其迅速没落尽管不排除其他主客观因素，但关键的一点是，一部分影像工作者并未真正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进行影像表达，一些作品流露出某种有意无意的自上而下的优越感。因而，对年鉴学派范式转变的意义和内涵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类似的情况恐怕同样难以避免。
年鉴学派历经三四代史家的持续经营，至今已形成一套丰厚庞杂的理论体系，以笔者的史学积累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下文中，笔者结合内地当前的影像实践，[本文关注的是能够对历史或现实形成持续记录的创作活动，因而所选案例多为具有固定播出周期和平台的纪录片栏目，以及具有一定运作周期的影像活动。]仅从时间的维度，探讨如何将年鉴学派的核心思想，即总体史以及长时段理论，落实在纪实影像的书写当中。
一、影像素材的收集积累
当前，内地纪录片栏目的关注视野在多个向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从关注领域看，更多偏重于历史维度，而缺乏对当下社会的扎实记录。从关注的层面看，从短时段、中时段到长时段呈现出明显的递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年鉴学派三个时段各自指涉的领域，建立影像素材收集和积累的整体框架。一方面对历史影像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同时通过对被主流史观所忽略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存，对被官方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抢救性记录和影像化的田野调查，来填充历史的盲点，翻开历史的暗角；另一方面，对剧烈变动的当下社会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扎实记录。
1.短时段
短时段的事件，不论是历史或现实，一般都有相对清晰的情节推进与剧烈的矛盾冲突，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的部分，具有较高的商业开发价值，因而受关注较多。在历史领域，目前已形成规模效应、影响较大的有《探索·发现》和凤凰卫视历史文化专题节目。前者经六年探索之后，已形成战争调查和历史考古两大选题方向，[《探索·发现》在战争调查方面，陆续推出《辛亥革命》、《历史不容忘却》、《1937：南京真相》、《世纪战争》、《难童》等系列近两百集的节目；在历史考古方面，则先后推出《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三星堆：消失与复活》、《考古中国》、《晚清秘史》、《五千年以前的文明》、《岭南王国》等系列百余集节目。]侧重于对1949年之前，特别是晚清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进行多主题、多角度的开掘。而后者则突显出更加明晰的政治关怀色彩，利用境外媒体的话语空间，将关注重点对准体制内媒体难以言说的20世纪暧昧而复杂的中国历史，屡屡触碰近现代史中诸多敏感政治事件，尤其是中共党史。]凤凰卫视相应的栏目有《周末大放送》、《鲁豫有约》、《凤凰大视野》和《口述历史》。]但上述两者的观察视野稍显狭隘，局限于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然而“生活的各种形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机构、宗教乃至地理都有一种短时间”，[〔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83页。]如果能够依托电视传媒在事件史上的积累与经验，在短时段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更广阔的开掘，或许有望成为电视传媒在纪实节目领域新的增长点。
在现实维度，《纪事》定位于“新闻纪录片”，力求在新闻与纪录片之间保持某种张力，一方面对折射时代变革的新闻事件与社会热点保持敏感的关注，呈现出相当浓厚的新闻与当下色彩；另一方面，又坚持追寻事件的第二落点，以更加广阔的观察视野和缜密的影像记录，通过对事件、人物的复杂性描述，展现社会变革给普通人群带来的具体的、结构性的命运改变，完成对时代的深度记录。沿着这一思路，在短时段现实维度的影像记录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电视新闻与纪录片之间做更多的互动。日常新闻的优势在于，可依托自身密集的新闻源触及社会各个层面，但新闻价值的要求[笔者认为，仅凭新闻价值的标准，所谓的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等，记录下来的只能是社会的非常态部分，年鉴学派的短时段记录应该超越这种狭隘的视野，同时关注那些虽不具备新闻价值，然而同样不乏史学价值的短时段日常生活场景。]使之大多局限于“惊人的新闻”，即社会现实非常态部分。而纪录片的关注点则在于那些被新闻的高光所遮盖，却更加静水流深的社会变迁。因而，日常新闻与纪录片各自的观察角度恰好构成契合性互补，两者如果能在同一个大编辑部的平台上，实现观念、新闻源、素材采集以及后期制作等诸多层面的融合与互动，将有望对社会现实的短时段切片形成均衡的影像记录。
2.中时段
相对于短时段，中时段所关涉的领域其市场开发价值相对有限，较难实现短线的市场收益，同时由于涉及更多专业领域的知识，因而适合由电视台和学术机构、公益团体从技术、学术研究和经费等各个层面共同承担与开发。在历史维度，《见证·影像志》七年的影像试验树立了这一领域的典范，不仅在前期策划时充分借助外脑，而且也自觉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从而形成实践性与学术性兼容并包的节目风格。顺着这一合作模式，电视传媒与学术机构可以继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更深度地介入双方的工作中，历史学家全程参与某个纪录片的创作过程，而影像工作者则实时跟进某个研究课题的最新进展，在高度契合的合作中各取所需。目前《见证·影像志》这种具有浓郁社会史性质的探索还稍显笼统，可以通过与学术机构的深度合作，对中时段历史进行更细分化的试验。另外，政治史并不一定就是短时段的事件史，特别是在第三代年鉴学派之后，政治史已被赋予了新的视角，也就有了中时段的特征，这也是一个可以拓展的空白。
在现实维度方面，中时段的记录相对缺失。与历史题材相比，现实题材在经费、周期和预期效果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可控性，这对于实行成本核算的电视台来说，几乎成了致命的弱点。“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朱羽君、殷乐：《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于是栏目化运作下的纪录片已经越来越做不到这一点了。《纪事》从前期选题策划到后期合成的完整周期仅有三个月，《见证·影像志》的前期拍摄限定在七到十天，《冷暖人生》的前期拍摄甚至只有一两天。同时，为了保证节目的可看性，电视传媒不得不时常舍弃那些在允许的拍摄周期内没有明显情节变化的选题。对体制内电视传媒来说，更难以逾越的障碍则是现实领域各种无法触动的政治雷区与壁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内地电视这一领域毫无建树。12集纪录片《婆婆妈妈》用两年时间拍摄了一个小区的动迁过程。由于创作周期过长几度难以为继。“当时这个片子能出来，归功于我有一个好的环境，非常宽松，就是制片人的支持。后来我很惭愧，我当制片人的时候对编导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吴海鹰，纪录片《婆婆妈妈》导演，原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制片人，2006年7月27日在纪实频道接受笔者采访。]12集系列片《背影》则用三年时间在奉节古城持续跟踪三户老城的居民、三家经营门店的老城商店、一名新城商户及几位移民干部，力图突显三峡大移民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但是，“现实题材的片子我们是慎之又慎。真正能找到像《背影》这样大的题材、小的人物，可遇不可求。我们现实题材一年最多只能占十分之一。”[陈晓卿，《百年中国》总导演，《见证·影像志》制片人，2007年2月1日在栏目组接受笔者采访。]
中时段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现实维度，由电视传媒单独承担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充分融合电视媒介的新闻敏感与技术优势、学术机构的研究视野和田野调查，以及民间组织和民众的广泛覆盖，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立体记录网络，从而形成对中时段历史与现实的定点定时的、长时间的、框架性的影像记录。这些影像素材的价值不仅在于短期节目的制作与传播价值，更在于其经过多年积累之后，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并置所产生的文献价值。
3.长时段
长时段，这是一种几乎不动的历史。一方面它难以成为电视传媒的表现对象，另一方面，电视传媒事实上也无力承担这一战线如此之长，回报又遥遥无期的工程。因而，这一领域适合由政府和公益基金提供经费支持，学术机构和公益团体具体实施，并适当发动公众与电视传媒的力量，有框架、有规划、有步骤地展开。
在历史领域，于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将通过建立遗产代表作名录、遗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方式，对我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遗产进行持续十年的普查、抢救和保护。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影像档案”。这项计划如果得到有效的执行，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领域建立起一套具有框架性眼光、长线持续记录，同时又不乏稳固政府支撑的抢救工程。
在现实领域，“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作为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的一部分于2005年启动。该计划将为入选项目的30名青年导演和村民提供经费和相关设备的资助。其目的是让具有“草根背景”的村民，以及更多影像工作者通过影视媒体来传播村民自治的建设进程，“以唤起更多人在以后用更多的、不同的影像作品来反映和表现这一正在中国广大乡村发生的巨大变革的现实”。[《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计划》，http：//www.xici.net/Ent/Movie/b2467/d30446241.htm。]作为该计划评委的人类学家邓启耀教授认为，这批作品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我拍我的村子》。‘我’，主体变了；‘我拍’是活动本身。然后‘拍我的村子’，也是对重大主题的一个颠覆，就是拍一些日常的情况，但是日常的情况不琐碎，有意义”。[邓启耀，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2006年8月25日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视觉人类学实验室接受笔者采访。]这项计划的启示在于，鼓励村民拿起影像工具，用自己的眼光“自下而上”地来观察村民自治建设，激发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这种原生态的视角能够相当程度地规避主流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的约束，记录下最具日常状态的社会场景。
上述两个案例，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政府、学术机构、公益团体和普通民众等多个记录主体，向我们揭示了长时段影像记录的各种可能的不同面向与方式。但与迅速消亡的传统文化和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相比，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如果类似的计划能够更多层次、多主题、多向度地开展，将渴望为我们留下一份价值不可低估的长时段影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