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力不断增强，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惊慌，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如近年来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政局动荡，等等。而西藏暴力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继续和发展。西方炮制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的一个惯用武器就是“人权”问题。这次西藏暴力事件正好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攻击中国的契机。特别是2008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如果奥运会成功举办，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同时还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契机，进而会推动中国进一步崛起。
因此，他们图谋将奥运会政治化，破坏奥运会，想通过一个失败的奥运会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打击中国崛起的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他们之所以害怕中国崛起，主要是受三种思维影响。一是强权政治思维。欧美把握世界强权几个世纪，深受其益，但却以广大弱小国家深受其害为前提。奉行强权政治者打心眼里不愿见到其他国家发展壮大，按照其逻辑，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挑战现有强权的地位，与之争夺资源和对世界的控制权，损害它们的利益，从而导致“大国政治的悲剧”。面对中国崛起，他们心急如焚，努力寻找一切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二是冷战思维。冷战结束快二十年了，但国际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固守冷战思维。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始终持敌视态度。面对中国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他们深知西方无力阻挡这个进程，但却寄希望于西方能够“融合”、“塑造”中国，使中国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同时也乐见中国崛起放慢速度，甚至失败，于是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图迫使中国按照他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三是殖民思维。殖民主义制度已经死亡了半个多世纪，但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留着殖民主义观念。在他们看来，白皮肤的欧美人是优等种族，只有他们才有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创造发展模式。“非我族类”，只有接受它们的指导，才能发展起来。他们眼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自己的经济奇迹的同时，还创造了中国发展模式，这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乎他们开始挖空心思，想让中国出丑，甚至希望看到中国模式失灵，中国崛起夭折。
此外，价值观差异和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标榜“客观”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由于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一直带有偏见，特别是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偏见”更多，有些已经成为“刻板印象”。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的经济形象“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政治形象“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但人权、民主状况不佳”；社会形象“传统文化魅力久远，但公共卫生及环境状况较差”；政府形象则以中性和负面为主，企业形象不鲜明。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此外，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众置身于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西藏以至亚洲的草原丛林在他们的心中代表着超脱、自由、灵性，他们对这些地方有一种不真实的特殊感情。他们在看待西藏社会的发展时，总是带有一种不情愿的态度，希望那里保持不变——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那里保持落后的天然状态。因此，在报道西藏问题时往往就会产生偏见。
上述可见，在一定时期内，西方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战略不会改变，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政府公共舆论引导策略
正如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一样，跨文化传播的扩展也是必然趋势。面对新的传播语境和条件，各国政府唯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挑战、抢抓机遇，才能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切实维护国家的信息和文化安全，在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1.树立文化、文明多样性理念，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固然存在着不平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跨文化传播同样也具有平等交流的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不平等而回避、拒绝它，而应该在参与中彰显民族文化的力量，在跨文化传播中有效引导国际舆论。
第一，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文明）传播的价值。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有这样一段表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方世南教授在新近出版的《时代与文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跨文明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承认多元文明的平等性和差别性。如果失去平等性，跨文明对话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础；多元文明没有差别性，跨文明对话也就没有必要。因此，多元文明的平等性确立了跨文明对话的基础，多元文明的差别性使得跨文明对话富有价值。通过跨文明对话，建构起来的既有差别性和多样性，又有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文明系统，必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多元文明组合的全球文明共同体。”在笔者看来，这段话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现实意义；不仅是对“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种回应和反击，也是对我们国家参与跨文化传播的心态进行调整的要求。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既有意识形态性，也有非意识形态性；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主导下的跨文化传播持有浓重的怀疑心态，甚至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地搬到国际舞台上，在该领域过于谈论是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等概念。这样，用一种斗争的心态去从事跨文化传播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不仅要说给西方人听，也要讲给我们自己人听。就是我们也要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化实行自由平等和互相尊重的交流中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发挥文化的活力。
跨文化平等交流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互补、互尊、互信、互利。其中，互补，就是补自己缺失的而正是人家所具有的先进的东西，如与自由相关系的人权、公正和正义；与理性相联系的同情、慈悲；与法治相关的礼仪；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与个人尊严对应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点等。互尊，就是减少因为文明之间的误读而产生的理解上的偏差，防止因为文明之间的封闭和隔膜而产生的陌生乃至敌意心理。互信，就是用信任交换信任。互利，就是分享跨文化传播带来的成果，不是单赢而应该是一种合作双赢模式。有些学者曾经为抗拒“西方中心主义”而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观点，力图建立“东方中心主义”以抗拒西方中心论，实则是以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代替另一种文化霸权，是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策略。
第二，把握好跨文化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遇。跨文化传播是一柄双刃剑，有挑战也有机遇。抓住机遇，发展有利的国际舆论，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选择。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起源、成熟、衰亡的动因和过程，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替代另一种文化自身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具有“不可交流”的对抗性，因而整个世界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场”。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就不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冲突。而历史已证明：文化的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好为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我国本土文化而言，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机遇：
一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十全十美、无需发展的；相反，由于中国文化长期植根于农业社会和封建专制的土壤之中，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往往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剧烈碰撞形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的。西方文化也有许多优秀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狼来了”。所以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依然离不开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沟通。经济全球化正好为这种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和操作平台，我们可以抓住它所带来的开放环境，加强文化交流，学习、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积极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但“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而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以使我国本土文化得到创新与发展，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