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衰落，美国在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美国除了支持蒋介石开始内战外，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反共力量。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赴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951年10月，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项协议，并赴京签字，和班禅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但此时，一些美国官员不断通过当时在美国的达赖的大哥晋美土登诺布怂恿和游说达赖和噶厦政府拒绝协议；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也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在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网；美国驻印官员还精心拟订了一个“外逃计划”，准备将达赖挟持到印度。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藏族人中招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让他们回到西藏，在那里制造恐怖和麻烦。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晋美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后来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噶厦政府中的一些分裂势力此时也加紧对达赖喇嘛进行威逼利诱。在这种情况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开始动摇并准备叛乱，在他的默许下，叛乱分子公开地进行煽动和袭击活动。1959年3月，叛乱分子以拉萨为中心发动叛乱，但很快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下来，十四世达赖喇嘛率其支持者叛逃，并在印度组建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
以上历史说明，“西藏问题”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造成的。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植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西藏问题”早期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把“西藏问题”作为它反华反共的一个棋子。直至今日，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为了遏制和分化中国，仍然把“西藏问题”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牌，而流亡在外的达赖集团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立场，甘愿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企图依靠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帮助，实现他们的“西藏独立”的梦想。这是造成“西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二）新疆问题
自汉朝于公元前60年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之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对新疆进行军政管辖。新疆各族人民积极维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不容忽视的是，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也由来已久。20世纪初以后，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说法，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所谓的“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垮台了。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极少数逃到国外的新疆分裂分子和在境内的分裂分子里应外合，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东突”势力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血腥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9·11”事件发生后，国际反恐怖斗争与合作的呼声日趋强烈，“东突”势力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又一次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欺骗国际舆论，试图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
四、做好民族问题的对外报道
（一）明确表明中国立场，传达中国声音
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还表现出国际性特点。但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点并不能成为其国际化的根据，更不是某些西方国家借民族宗教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的理由。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为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造成本属一国内部事务的民族问题成了国际势力干涉的对象，已经严重侵犯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所谓的“西藏问题”为例，其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造成的。到了今天，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为了遏制和分化中国，仍然把“西藏问题”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牌。这是造成“西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对此，中国媒体要提高鉴别能力，反对任何将中国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做法。在牵涉民族问题这一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郑永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很多年里，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际上做了很多好事情，包括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供经济支持，保护它们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等等。西方社会的种族整合力度其实比中国厉害多了，比如法国就试图禁止穆斯林在街上戴面纱。一些西方政客公开叫嚷穆斯林是西方价值的敌人。”
“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做的完全不了解。”郑永年说，“你可以说当中有西方媒体的偏见，也有中国自身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国对外沟通的语言还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这个话语体系必须使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实际上，还是如何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立场，传达中国声音的问题。
（二）多做解释和说明工作
民族问题本身就错综复杂，所以不要讲大而空的道理，而是通过追溯历史，通过展现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变化，说明中国为做好民族工作而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进而寻求国外多数人的理解或支持。对于国外受众存有疑虑的民族问题，可以正面报道、介绍，不能回避事实。
比如，2009年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五十周年，也是“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一周年，外国对西藏地区十分关注。但对于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西方有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因此新闻媒体就要有针对性地把事情原委讲清楚，追溯历史，说明从元朝起西藏就纳入了中国版图。关于西藏平叛，更需要详细说明。当年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目的是不愿改革，是要维护农奴制度，并分裂中国。不讲平叛，只讲民主改革，外国人就会弄不明白。同时，还要注意说明民主改革不是消灭宗教。50年过去了，在西藏，仍有1700处宗教活动场所在开放，用目击者的描述说，拉萨街头随处可见朝佛者。只有这样，外国受众才能逐步了解并接受中国的民族政策。
（三）注意不伤害民族感情，不违反民族禁忌
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习俗，是在千百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人民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凝结，代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独特、神圣的地位。
在对外报道中，一定要对各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习俗给予充分尊重，这也是做好民族问题报道的基本要求。
比如，藏族有许多传统习惯和禁忌。在接待客人时通常都会奉上酥油茶或青稞酒等，但有些记者由于喝不惯而拒绝，造成感情伤害。习惯不同本无可厚非，但应该略作品尝以示礼貌和尊重，这样才能使采访对象产生亲切感，才能使采访更加深入。
在很多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都有相互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发生误会。但在某些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性就弱得多，因此就格外需要理解和尊重，对从事对外传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同时，还要注意民族名称、地名的正确使用。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规范的称呼，在新闻表述中应该做到完整无误，如将“蒙古族”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简称为“维族”等，用在新闻报道中都是不合适的。同时，遇到陌生的族称或多种族称并存时，应查阅资料以求准确。如在云南习惯把“哈尼族”称为“尼族”，在正式的场合包括新闻出版中则应该用“哈尼族”。此外，有些民族喜欢称自己为“××人”，如“赫哲人”、“土家人”，这是习惯性称呼，是可以的；但是，像上文所述两种情况，反过来把没有确定为一个民族的“××人”称作“××族”，则是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民族来，是错误的。
（四）对跨境少数民族，报道时更需谨慎
跨境民族，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境线而居的同一民族。跨境民族通常又称为“跨界民族”或“跨国界民族”。中国的跨境少数民族有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跨境民族作为久居边疆地区的重要群体，与邻国的同源民族尽管有国界相隔，但共同的历史渊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征与价值观、相同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使得他们极易形成超越国界的凝聚力、向心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跨境民族问题几乎都关系到领土主权问题，如果一国内部跨境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就极易导致国外的同源民族发生连锁反应，引起他们的声援和抗议，从而使跨境民族问题不断升级，甚至牵涉到邻国政府的介入，引发边疆地区动荡以及邻国间关系紧张。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56个民族，陆地边境线有两万余公里，与15个国家接壤。由于少数民族多居于边疆地区，加之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地缘政治等原因，我国跨境民族成分多、跨境民族人口数量大、跨界民族地域广、跨境民族关系复杂的特点明显，因此对跨境民族问题，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更需谨慎。在具体做法上，媒体要充分尊重、利用和不断拓展、疏通跨境民族和国外同族系民族的民族感情、亲缘关系，大力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五）学会讲故事
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外界说明中国，民族问题也是一样。有学者认为，我国国际报道的许多文章理论性太强，而且有的报道总是想在一篇文章里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完，导致效果太差，因此亟须提高讲中国故事的水平。
要向外国受众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明白其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与中国人的区别。中国人偏好婉转表达，西方人则喜欢直来直去。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是希望媒体能给一个有一定结论性的报道；外国受众则希望只要把事情告诉他就行了，至于结论怎么下，他要自己决定。
以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报道为例，记者应着重到寺院、农村、街头进行一线采访，包括汉人和藏人，采集各方人士讲的故事。同时，传播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尊重事实，要传播实际情况，就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而言，就是既要讲发展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讲两面才符合辩证法。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成绩很大，但对外传播不能都是一片赞歌，存在的问题也是事实的一部分，西藏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部分，也处于发展之中，这样才能让受众信服。
案例十二
昔日农奴话今昔：从住黑屋挨打到幸福地醉倒在农田里
新华社2009年1月23日电，记者：胡星、白旭、李惠子。
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帕拉庄园是目前西藏保存最完好的奴隶主庄园。因为农奴主私设的监狱、多种刑具以及农奴房屋等设施现在都能看到，帕拉庄园被认为是旧西藏的一个缩影。
如今，一些当年的庄园农奴仍住在庄园附近。75岁的米玛顿珠家就与庄园一墙之隔，这位当年的农奴在自家房顶面对曾经有过自己惨痛经历的帕拉庄园感慨万分，他说：“这就是人间、地狱两个世界”。
住黑屋、饿肚子、挨打，不堪回首的农奴生活
米玛顿珠和妻子曾经都是帕拉庄园的农奴，他在庄园里做裁缝，妻子则是庄园主夫人的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