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报道
“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晚，日军悍然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攻势，七七事变爆发。这一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的标志，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协作，一致对外抗敌。受到这一政治转变的影响，中国对外报道又呈现出了新的景象。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这十二年是人民正义事业与政治独裁进行军事斗争的十二年，前期的革命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后期是国民党反动势力。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同年4月，新华社增设了新闻台，由沈一立担任台长，并聘请美国人马海德作为英文顾问。1937年后的对外报道思想主要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信息。1937年5月15日，《人民之友》（4月25日创刊）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的妻子）的访谈，其中涉及国共合作、准备抗战等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史沫特莱、贝特兰、王安娜、斯特朗、贝尔登、斯诺、贾安娜、卡安迅、希曼、福尔曼、费正清、爱泼斯坦等知名外国记者相继访问了中国延安和华北，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战动员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最可爱的朋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与建设贡献了一己之力。外国记者开展的特殊而卓有成效的对外报道，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发动的全民动员、全民抗战和游击战，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事业的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道。斯诺曾经写道：“农民大众是可以组织的、训练的、武装的，可以成为中国主力军的有力的同盟。这乃是游击战的老家，日本的胜败最后在这里决定。”这些对外报道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并获得了爱好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援助。
1937年前后，胡愈之提出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向海外传播中国抗战的情况。于是，他组织人员将各报进步记者在各地采访的消息和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的中共以及八路军在敌后活动的消息汇总，翻译成外文，在每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国记者散发，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同年9月，胡愈之将国际宣传委员会改为国际新闻供应社（简称“国新社”），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该社在国统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往来的要道上设立了金华办事处和洛阳通讯站。
1938年春天，周恩来领导成立的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成为了更加核心的对外报道机构。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的外宣领导机构。国际宣传组由王炳南负责，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1941年1月中旬，为了使国外民众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周恩来不仅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在海外刊物上发稿，还安排了王炳南、王安娜等访问所有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披露新四军受袭击的真相。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特别是英文口播部于1944年8月8日向美国旧金山试播，9月1日起正式对外广播。英播部开创的英文广播对外报道，成为我党第一个使用外文、通过通讯社的电讯线路专职从事对外宣传的新闻机构。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广播新闻事业的开端，也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广播宣传报道的新篇章。”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外文杂志《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在延安创刊。这是一份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刊物，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出版，对外发行。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决定性胜利，国际舆论关心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边区进行采访。记者团由21人组成，其中，外国记者6人，国统区记者9人，国民党官员6人。外国记者的采访成果大都在《纽约时报》、《时事新报》等外国报纸上发表。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报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界追逐的焦点。8月下旬，第一批外籍记者25日从重庆出发，前往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进行采访。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出台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解放了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军事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即将解放整个中国大陆。《决定》分析了新闻宣传机构的立场与状况，发现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
对中外报刊通讯社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言性质，中共给予了不同的处理原则：“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许鼓励政策。”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报道成为了党领导下的党报党刊、电台及其专门刊物承担的使命与责任了。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取消了外国报刊、电台和通讯社的在华活动，来华的外国记者也仅限于对华友好人士和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对从事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新闻系统内的机构和人员的有效整顿使中国对外报道迅速形成统一的外宣局势。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的对外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时期以来存在的经济、政治、司法、文化与教育等专政体制，另一方面又以空前的力度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在外宣战线，继续贯彻执行1948年中共《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和《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机构人员的政策的决定》，中止外国新闻机构从业者的职业活动。1949年，上海军管会发布通告：即日起，凡与我无外交关系之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沪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或者外国籍，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对外报道
新中国成立当天，受中宣部领导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领导，而中央广播事业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与国外的广播。以1949年8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为标志，中美关系逐渐破裂。此时，中国媒体上的美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一时期对外报道的特点是使用“刺激性的词语”赋予报道对象以直接主观的褒贬，形成意识形态趋向的道德高地。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中国新闻界也积极投入对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当中。抗美援朝中的对外报道的重要使命是揭露和抵制“美国之音”等媒体的舆论战，巩固全国人民的“思想国防”。美军进入朝鲜之后，“美国之音”就加大了对华广播力度，每天十几个小时分别用普通话、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客家话、潮州话以及藏语广播，开展心理战。为了积极地应对美国媒体的舆论攻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出记者赴国外采访，从朝鲜战场发出录音报道和广播通讯。中央电台开办过《美国真相》和《美帝侵华史》等讲座，1951～1953年间举办了《对侵略朝鲜美军的英语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这个节目曾通过播送战俘的录音讲话，揭穿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叫嚣的所谓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
1958年，“大跃进”刮起了“共产风”。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贯彻到对外报道中，对外宣传“大跃进”成为了当时外宣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1959年1月的日文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那个时代人们都熟悉的新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道天津东郊新立村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天文数字的奇迹。
然而，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是，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短短三年时间里，大约2000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死于饥荒，这也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然而，对于这场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饥荒，当时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都没有对外报道。
（二）“文革”时期的对外报道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正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十年浩劫。“文革”造反派控制外宣战线的标志性事件是同年5月31日，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控制了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该工作组还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在“文革”极“左”思潮冲击下的中国媒体和宣传机构，对内、对外报道有别的概念被彻底颠覆。为强调新闻报道的针对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社对外部率先推行对长文件先摘出要点发新闻，随后再发英文全文的做法。
1966年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举办《毛泽东语录》节目，每天用北京话、闽南话各播五遍，增办《对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短语喊话》节目，每天晚上广播。1969年7月，“文革”军管小组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欧美部成立对美组，每天对美广播一个小时的节目。
在“文革”期间，新闻界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全国看梁效”的奇特、荒唐的“舆论一律”局面，新闻活动纯粹成为错误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动员的鼓吹工具，这也成为了中国新闻史上耻辱的一页。不管是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还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受到严格掌控的新闻机构对内、对外均未能及时、公开地报道。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大陆对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国内情况感到十分费解，他们怀疑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真实性。“文革”期间的对外报道应该说主要是掌握外宣权力的政治派别发表具有极强主观色彩的说教，外国受众十分自然地感到反感和抵触，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的确立。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报道
中国软实力的增强，是近几年中国大陆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分析角度经常从国际政治的观点出发，阐析中国运用经济及文化手段，发展软实力。而实际上国家形象的建立，必然是透过一套缜密的、全面的、有系统的国家公关来达成的。所谓“国家公关”，是为一个国家进行对外宣传、达成软实力拓展的工具手段。新中国在六十年风雨沉浮的外交历程中，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的国家公关系统，完成了从实体物资、外汇现金援助向对外报道、媒体国际传播的蜕变，具体表现在广电媒体在海外落地、并购海外媒体、与国际媒体合制节目、建立海外整体营销、外文版文字媒体的发行、办理国际媒体高峰会以及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打造等方面。
中国增强软实力的目的，早已超越争取国际天然资源的范畴，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经济强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强化国际地位，并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有资格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因此，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主导权，已然成为我国新闻媒体的首要之务；其次，我们已经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所以必须了解中国，而我们又有必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并在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此外，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不仅要有硬实力，更需有一套属于“中国模式”的价值观，为世界所接受、学习，甚至信仰，如同“民主、自由”的美国精神，这早已具有普世价值。因此，进行对外报道，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然过程。
（一）入世前的对外报道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顺应国际情势，松绑国际媒体在中国采访的相关法规。1997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用以掌控全国宣传及意识形态，并成立国内主管国际宣传的机构：中共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此二单位属“两块招牌，一处办公”，统辖中央、省部和地市三级对外新闻发布管理工作。外交部主管外国记者事务，并对外国记者发布信息；地方政府外事部门受外交部委托办理外国记者事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负责国际宣传的主管机关；而文化部执掌国际文化交流工作。
中国政府国际公关战略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办及文化部分工并进，就其职权之高度与业务之统筹范围观之，确实具有执行战略政策，发挥纵向指挥、横向联系的功能，指挥体系健全，影响力十分强劲。
1.我国主要的对外传播机构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2月7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中央的对外工作方针，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宣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不断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005年，我国制定了2006～2010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规划，初步建立了我国对外宣传格局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我国的对外传播机构主要有：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成立于1991年1月。主要职责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包括介绍中国的内外方针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情形、历史文教现状等，除定期召开记者会、编写中国政府白皮书、提供书籍数据及影视作品外，还与外交部共同协助国际媒体在中国的采访工作；指导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之新闻工作，协助港澳台记者的采访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并与各国政府及新闻媒体交流，开展各项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国新办负责对外介绍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情况及西藏的发展建设情况，组织开展人权领域及与西藏相关的对外报道与交流合作。研究世界及港澳台重要舆情，也是国新办的重要职责之一。